震惊中外上海摊贩抗争运动.docVIP

震惊中外上海摊贩抗争运动1946年12月1日，延安《解放日报》用很大的篇幅刊登了这样一则报道：“国民党当局，惨无人道，不顾民众死活，致使国统区人民饥寒交迫。自今年7月起，又对上海之摊贩实行打压，禁止经营。上海摊贩及各界民众奋起反抗，至11月30日止，当局出动大批警察武力镇压，迫害抗命之群众，当日有小贩七名中弹毙命，受伤者甚众”。12月2日，该报继续援引路透社的消息：“全日军警向群众开枪至少在一百排以上。在军警屠刀下死伤的人数尚无法统计，至低限度死十人，伤百余人” 《解放日报》报道的这一事件，就是震惊中外的上海摊贩抗争运动。当时的《解放日报》、美联社、路透社、《申报》、《新闻报》、《文汇报》、《大公报》、《正言报》、《联合晚报》等媒体对此事都作了详尽的采访报导。国民党当局这一可耻行径，因媒体的关注而迅速传遍海内外，引来了一片声讨之声 抗日战争胜利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不顾人民的死活，发动内战。为了筹集“剿共”资金，国民党政府肆意横征暴敛、搜刮民财，加之战后大批美国剩余物资廉价进入，使得国统区工厂纷纷倒闭，商店破产、农业凋敝，失去生活来源的百姓流落街头，苦不堪言。到1946年上半年，仅上海一地的失业人数就高达30万之多。物价飞涨使广大市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温饱难以维持，经济状况拮据，对原有的大商场、大公司的正统货已无力消费。为了生活，上海市民不得不到处寻觅便宜货、旧货。另一方面，大批生活无着的市民和进城逃荒的农民为了养家糊口，不得不为自己寻找生路，他们见旧货市场稍显景气，便从各自的渠道收购、收集旧货，加入到摆摊设点的大军中。当时因为战争刚刚结束，摊贩们弄到的往往是一些走私的美货、贪官污吏变卖的日伪物资以及破产工厂、商店倾销的积压货物和抗战结束后部分家庭迁徙的旧货。这些东西小到针头线脑、零食，大到家具、电器，品种繁多，花样齐全，价格低廉。这样一来买卖双方相互受益，迅速刺激了这一行业的发展。加上摆摊设点大军固有的经营流动性大、销售方式灵活多变等特点，迅速吸引了绝大多数消费者。摊贩行业的空前繁荣，成了上海市民生活不可缺少的重要行业。这种经营模式和价格的冲击，又反过来影响一些正规商店的经营，加速了那些企业的倒闭。在摊贩行当的推波助澜下，整个上海的正规商店陷入了空前的经济危机中。大商店的销售额直线下滑，捐税更无力交纳，国民政府收不到税款；而摊贩经营因为流动性大，各种各样的捐税同样征收不上来。于是国民党政府便以“有碍市容”和“整顿交通”为由，对摊贩的经营加以迫害。1946年7月中旬，国民党上海市政府市政会议决定取缔黄浦、老闸两区摊贩，限期三个月，“劝令摊贩迁地营业或另谋生计”。同年8月，市长吴国桢在警察训练所第四期毕业典礼上，向学警训话：“自九月一日起对于本市摊贩除小吃摊和香烟摊外，一律加以取缔，违者加以没收”。警察当局在取缔过程中，又对摊贩乘机敲诈勒索，处以罚款或没收货物，甚至拘留监禁。黄浦、老闸两区街头时常出现暴力执法。由于警察严加取缔，残酷迫害，一些摊贩被迫停止营业，家庭生活陷入绝境 从事摊贩经营的摊贩主来自不同的地方和行业，各个区域的摊贩虽然有摊贩同仁会，但他们均以个人为单位，侧重于日常互助，集体与集体之间缺乏联系，难以形成整体抗争势力，被敲诈勒索或拘留监禁之后，往往只能哀声叹气或在街头哭闹一番。看到这种情况，摊贩中的中共地下党员王振煊迅速向所在支部作了汇报。王振煊的汇报引起了上海国民党警察系统内中共地下党领导机构――中共上海警察工作委员会（简称警委）的重视 王振煊，中共上海警察工作委员会黄浦分局地下党员，先在汪伪巡捕房当巡捕，后被汪伪警察局开除，经组织同意改营摊贩。王振煊经营摊贩后，组织关系仍在中共黄浦区警察分局地下支部。听到汇报后的“警委”认为：摊贩人员众多，情况比较复杂，但其基本成员都是处于底层的普通群众，他们对当局的倒行逆施怀有强烈的不满情绪，如果能给以引导，便可给当局不小的冲击。现在国民党当局把摊贩驱赶到几条小路经营，在客观上使摊贩由原来的分散变得集中，这更有利于把他们组织起来。8月下旬，在“警委”姜敏和陈云升同志的直接领导下，黄浦区8条马路的摊贩推选出了王振煊、余庆堂、史品芳、刘和尚等16人组成黄浦区摊贩委员会，为保卫生存权利，开始了合法斗争 黄浦区摊贩委员会16名代表首先联名向国民党上海市政府提了三点要求：（1）收回不许设摊的成命；（2）不无故拘捕摊贩，立即释放已捕摊贩；（3）发还没收货物，准许营业。联名信分别交给了国民党上海市政府和警察当局，但当局不予理睬，反而变本加厉地拘捕摊贩。为了给当局施加压力，并争取广大市民的同情，9月XX年11月XX年11月30日拂晓，3000多名摊贩及家属包围了黄浦区警察分局，嚷着要进监狱送衣送饭，要求立即放人。争执、拉扯、吵嚷声不断传入监房。被拘摊贩闻听后纷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