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体制建设对反商业贿赂重要性.docVIP

谈体制建设对反商业贿赂重要性囚徒困境说的是这样一个故事，甲乙两个囚徒在坦白与不坦白之间刑期的判处也大不同。如果甲乙都不坦白，则甲乙的刑期同为1年，加起来共2年；如果甲不坦白、乙坦白，则甲判10年，乙判3个月，加起来共10年3个月；如果甲坦白，乙不坦白，则甲判3个月，乙判10年，甲乙刑期加起来也是10年3个月；如果甲乙都坦白，则刑期各判5年，加起来共10年。这一案例说明，如果甲乙两囚徒事先形成同盟，达成合作，要么守口如瓶，可能只有2年的刑期；要么都坦白，最长合起来也只有10年的刑期。否则，如果甲乙双方信息不通，互不信任，互不合作，相互揭发，或者一方坦白一方不坦白，其刑期加起来都是10年3个月。其犯罪成本远远高于不合作 囚徒困境实际上是对亚当“自私”不一定就会“自利”，恶性竞争的结果必将两败俱伤。人们通过类似囚徒困境这样的事例会逐步发现，合作比“自私”更有利，共同遵从一定的合作规则比通过欺诈获得几次不义之财更有利。这样，制度（合作规则）就会被需求并产生作用。在新制度经济学家看来，这种合作精神、“利他主义”，并不是某种道德说教的结果，它同样是符合人们对自身利益追求最大化的经济原则的，只是人们通过对成本――收益的分析比较，发现合作、双赢所带来的利益可能会更大，所以会作出遵守规则、进行合作的选择 囚徒困境还揭示了人们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动机。法官之所以迫使囚徒作出了非最优的选择，在客观上是利用了囚徒信息沟通渠道的封闭，使得囚徒的判断能力大为降低，有限信息和有限理性使得囚徒无法达到效用最大化。这也说明了在社会成员之间形成制度或必要的游戏规则的重要性。可以设想，如果囚徒事先确定了不能改变、必须遵守的规则，那么他们在相互无法沟通的情况下，就可以依赖制度规则，大大降低对对方行为不确定性的疑虑，从而有助于共同作出最优的选择 除了法官在客观上制造了有限理性的环境之外，囚徒各自的机会主义动机，在他们作出非优化选择中，也起到了作用。大家各自想着作出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结果却是共同陷入了非最优的选择 简言之，“囚徒困境”说明了这样一个社会运行的基本原则：社会经济生活需要合作。在个人的效用函数里，既有利己主义，也有利他主义，人们倾向于哪方面，主要受制度因素的影响。因此，运用制度来约束人们的机会主义倾向，对于达成个人最优与集体最优的一致性，或者内部效率与外部效率的一致性，是非常必要的 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是从人的需要或欲望开始的。“囚徒困境”模型是新制度经济学经常用以论证制度之于人的重要性的一个经典案例。亚当“经济人”为假设，认为经济人就是追求自己目标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的人。而运用经济学的方法，着重于研究人、制度与经济活动之间的关系，并已渐成当代经济学主流的新制度经济学，则对传统的经济人假定提出了批评，作了修改，对人的行为内涵作出了一些新的分析和假设，其要旨即人的行为动机的双重性、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倾向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人的行为动机是双重的，一方面人们追求财富最大化，或者说经济利益最大化；另一方面人们又追求非财富最大化。人类历史上制度创新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人类这种双重动机均衡的结果。同时，制度在塑造人们这种双重动机方面又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所谓有限理性，是指人的行为“既是有意识的理性的，但这种理性又是有限的”。人的有限理性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环境是复杂的，人们所面临的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这是从客观上来看；二是人对环境的认识能力和计算能力是有限的，即智力有限，这是从主观上来看的。由此，新制度经济学推论：第一，制度通过设定一系列规则，可以减少环境的不确定性，提高人们认知环境的能力。第二，由于不确定性和人们的认识能力有限，使得每个人对环境反应的主观模型也不一样，从而导致人们选择上的差别和制度规则上的差别。这两点推论，第一点是说明制度的功能和作用可以为有限理性的人们提供帮助。而第二点则说明有限理性对制度设立的影响，会影响人们对制度的选择，造成制度上的差异 至于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是指人对自我利益的考虑和追求，也就是说，人具有随机应变、投机取巧，以便为自己谋取最大利益的行为倾向。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是人类社会各种制度产生的一个重要来源；制度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人们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又可能会诱导出某些机会主义行为倾向 总之，新制度经济学非常注重制度的作用，认为在经济发展中制度的作用是决定性的。其基本出发点的逻辑是这样的：经济发展的绩效是由人们的经济活动、经济行为造成的，而人们活动、行为的方式和逻辑是由人们的动机决定的，人们的动机则是由他们所生活于其中的制度所诱导、塑造和决定的。因此，制度是影响经济绩效好坏以及确定经济绩效好坏评价标准的最终决定因素 当前，全国上下正在开展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商业贿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