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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当代我国道德困惑和出路目前，在我国的社会生活及文化发展中，道德劝善无力，拜金思潮迭起，不讲信誉，不守规则，铺张放纵等现象在扩展。社会文化生活中出现的这种道德精神的低谷，是在近十年来道德政治化倾向逐渐淡化的总趋势下发生的。政治对道德的干预弱化，这一趋势既包含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步，也带来了道德生活的危机 道德政治化，政治道德化，是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基本特征。政治上的君臣关系是伦理关系的核心，政治服从具有至上的道德意蕴。道德化的政治，要求人们从内心深处对君主心悦诚服，从而使政治强制转化为道德强制。同时，政治强制又与宗法家族的伦理强制柔和在一起，使政治道德的强制有了世俗生活的依托。由此建构了一个以强制为基本特征的道德氛围。这是一种作为行为主体的个人没有行为的自主选择权、义务不论是否合理公正都高于一切的他律化氛围。一般而言，这种他律化的氛围，当君主在政治上还有强大力量时，其道德的强制力也十分巨大，但当政治权力腐败，君王有名无实时，臣也就难为臣了。道德强制力量丧失，社会道德风纪荡然无存。当历代王朝衰微时，贪官污吏横行，政治腐败与道德腐败互为作用，同时促使王朝覆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较长一段时间内，政治道德化，道德政治化的传统趋向没有改变。并且，道德政治化趋向在“文化大革命”过程中达到了极点。这种道德政治化倾向就是以政治力量来推行某种道德，从而使强制性他律在社会道德生活中起支配作用 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后，与以往道德生活相区别的一个重大转折就是社会政治与社会道德“亲缘关系”的分离，现代化建设成为民族意识的中心所在，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被重申，“阶级斗争”观念被生产力标准所取代，结束了个人道德生活上的片面政治化倾向。以政治观点来评价个人道德生活的趋向弱化了，他律强制的道德氛围开始淡化。同时，改革开放带来的社会生活的变化，促使道德选择上的价值多元开始出现。这种多元，是指在善与善之间，而不是在善与恶之间的选择 他律淡化，选择多元化，孕育了道德精神的新的生长点；道德主体意识，即个人对于任何道德价值的认同和委身，是自主自立的，是有着不可剥夺的判断选择权的。实践已经表明：我国经过这十余年来的巨大变化，再也不可能回到历史上使人盲从、使人成为驯服工具的传统道德的老路上去了。我国的伦理生活将最终摆脱传统伦理文化的羁绊。这是伟大的历史进步 但是，道德主体意识并不是道德自律精神，两者不是一个层次的概念，前者主要是指对选择自决权的认识，后者则是在自我的判断选择基础上，对一定的道德价值的自觉认可，并确立（依照）一定的道德规则，形成对自我的约束和命令，而且坚定不移地遵循。因此，主体意识仅仅是自律精神的第一步 在社会生活中自律没有形成，淡化了的政治性他律又进一步解体。政治权力在对经济生活干预的衰退过程中的腐败，瓦解了对社会道德的制约性，搅乱了社会人际关系。“官倒”、行贿索贿的腐败现象，使道德的天平失衡，舆论无力，良心苍白。善良与公正遭到冷落，群氓意识抬头，各种黑社会开始出现 今天的道德生活，是进步与衰败并存。一方面。善的领域得到拓宽，价值选择已多元化。另一方面，道德生活的无序化，恶的情形也在扩展。问题在于后者 我们如何才能走出这片紊乱无序的道德生活的低谷？回到他律制约的老路上去还有可能吗？现实生活的趋向表明：政治与道德分离的社会趋势不可避免，政治权力的干预无力挽狂澜于既倒，因为政治借助楷模强化道德的社会氛围正在逐渐消失；产品经济下的人的服从关系正在向商品经济下的人的平等契约关系转化。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人的社会关系的契约性的最终确立，权力对庶民的道德生活的他律性干涉将最终完结 我们认为，摆脱危机的出路在于：深化改革，以公平正义的准则重建人际关系，是当务之急。建立公平正义的人际关系秩序，从政治制度上、经济制度上杜绝政治经济上的投机商、暴发户产生的根源，使国民收益分配公平合理化，使社会成员在各种社会事务中的活动机会均等化。只有公正有序的人际关系，才能使人们有和谐、安全、友善和归宿感，才可形成关心他人是高尚这样一种道德氛围。其次，在淡化对公众道德生活的政治制约的同时，要对公务员、官吏等政治从职人员的道德要求制度化、法律化，从制度上杜绝政府腐败之源。第三，在公正有序的人际关系基础上，加强自律精神的教育与培养，养成国民的自律化道德精神。在没有他律强制的道德环境中，个人没有自律就没有道德，社会大众没有自律，社会也将与高尚、崇高绝缘。而中国的自律化道德最终完成，将是中国道德文明的最令人瞩目的伟大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