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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育之和党史研究三件大事龚育之同志永远地离开了我们。这位博学多识、造诣深厚、德高望重的学者的辞世，是我国理论界、党史学界、科技哲学界的一个重大损失 在学界，龚育之是公认的翘楚。他一生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自然辩证法、科技哲学研究方面，在党的文献和领导人著作的编辑、党的历史的研究方面，在参与起草党中央的许多重要文件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重要文件方面，到底做了多少工作，产生了多少成果，付出了怎样的心血，作出了如何的贡献，纸短话长，这篇小文难以尽表。这里只想特别说说他参与或主持的对党史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三件大事 第一件是参与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将现代化建设作为党和国家工作重点，实现了历史转折。但是，对“文化大革命”，对毛泽东的历史功过，三中全会还没有也缺乏条件作出评价。全会认为这个工作“不必匆忙去做”，而需要“经过一个更长一点的时间”，在“适当的时候”总结 什么是“适当的时候”？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迈开步伐，社会关系全面调整，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显得愈益迫切。1979年10月是建国30周年，中央决定由叶剑英作一个讲话。龚育之参加了讲话稿的起草。讲话对建国30年的历史作了“初步的基本估价”，既肯定成就，又首次指出30年间的一些重大错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讲话再次宣布：对这30年特别是“文革”十年的历史，应当在适当的时候，经过专门的会议，作出正式的总结 1979年国庆之后不久，中央正式启动历史决议的起草工作，组成起草小组。领导起草工作的是邓小平、胡耀邦，直接负责的是胡乔木，具体执笔的是起草小组。龚育之是主要执笔者之一。从这时起，到1981年6月27日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决议的起草历时1年零8个月，无疑是“集中了全党智慧”。而龚育之作为具体执笔的主力之一，呕心沥血，竭尽了全力。决议的通过，统一了思想，成为胜利完成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任务的一个标志 说到历史决议，还应该提到一本辅导读物，即《〈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这本书是龚育之和几位参加决议稿执笔的同志主编的，同样花费了心血。历史决议通过之后，为了帮助人们学习和理解，龚育之等同志编写了这本注释本。这可不像那些内容干瘪、文字枯燥的辅导读物，决议涉及而又不可能展开的许多重大事件的背景、经过，它都详加介绍；而且材料丰富，说理周到。XX年代前期，建国以来的文献档案还没有公布多少，注释本因而极受读者特别是党史教学和研究人员欢迎。两度重版，数次印行，迄今仍为党史研究者的重要参考读物 第二件是参加撰写《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 1991年，为纪念建党70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根据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的决定，在加紧编写《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稿的同时，准备编写一部中型本的中共通史，定名为《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 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同志写出初稿之后，主持这项工作的党史研究室主任胡绳，邀集时在中宣部工作的龚育之和其他几位同志到玉泉山修改定稿。龚育之负责修改1949年到1966年的两章稿子。与决议作历史结论不同，这是一本党史通史，需要大大展开丰富的历史内容。“文革”前17年的历史错综繁复、曲折多变，写好实在不易。龚育之改出的两章稿子，显示了他的功力和智慧。这两章，加上郑惠修改的“文革”十年的一章，得到高度评价。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胡乔木就是看了这三章稿子，判断这本书写得“可读、可信、可取”，给予肯定和赞赏的。在为《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写的题记里，胡乔木称赞稿子“既实事求是地讲出历史的本然，又实事求是地讲出历史的所以然，夹叙夹议，有质有文，陈言大去，新意迭见，很少沉闷之感”；说它是“一部明白晓畅而又严谨切实的历史，从中可以吸取营养，引发思考”，而不是“某种宣传品”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经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通过，报送中央批准出版。这是经党中央批准、由中央党史部门编写的第一部党史通史，出版之后广受好评，发行近800万册，获得“吴玉章学术成果奖”和“郭沫若学术成果奖”。主编胡绳欣慰之至，特意作诗并书赠龚育之：“园深草长树成峦，叶茂荫浓顿觉寒。不是花时空斗艳，枝头新果累如丸。”《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的确是党史研究的新成果，在党史研究的学术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第三件是主持编写《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卷稿 1991年，《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即建国以前的党史）出版之后，编写建国以后的党史成为中央党史研究室工作的重点。1995年初，时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的龚育之又受胡绳邀请，参加这项工作。用龚育之自己的话说，是当“客卿” 起初叫写下卷，时跨新中国成立至XX年代。龚育之建议，将原来设想的下卷，分为中、下两卷，中卷写新中国成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下卷写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