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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格纳吉人类应该与病毒和平共处1970年代,辛格纳吉(Rolf Zinkernagel)和一位“兽医”一起发现了免疫系统的一个大秘密。22年后,两人获颁诺贝尔奖。回想刚毕业时50封申请信都没找到职位,辛格纳吉讲了句很励志的话:“如果你有自己真正感兴趣的问题,50个或更多申请没有回音就完全不是问题。” 讲到兴头上,这位诺奖得主后退一步,侧身假意端详幻灯片上的两组数据,然后回头向观众发问:“为什么这组活下来而那组不行呢?”――神情是“侦探式”的,仿佛马上就会指着某个人的脑门大喝一声:“凶手就是你!” 如果配上一副金丝夹鼻眼镜,辛格纳吉博士就更像侦探了。可惜他没戴眼镜,只是个著名科学家。1996年,因为免疫学方面的研究,他与合作伙伴杜赫提(Peter Doherty)分享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看“警察”T细胞怎么抓“坏蛋” 瑞士人辛格纳吉60多岁,鼻子底下一撇小胡子,行动敏捷,举止间处处透出实用的智慧,不是书呆子,也不是受人敬仰的老迈科学家。记者原本想在会客室随便找个座位做访谈,他摇摇头,特意找了有沙发的拐角――这个位置比较适合采访 这天下午,他在中国科技馆举办了一场公众讲座――那是关于另一个瑞士人阿尔伯特#8226;爱因斯坦(德裔,美国和瑞士双重国籍)的展览的一部分。辛格纳吉说他实在很荣幸能和一个如此聪明的同胞联系起来,“爱因斯坦是个天才,他所关心的是这个世界最根本的问题。”而他自己有时只能靠运气,借着蛛丝马迹去接近一些小小的真相 那是一场颇有侦探小说气质的讲座。内容、演讲人的情绪,甚至灯光都很到位。他讲的是1974年的意外发现 “最初,我们只想知道,作为免疫警察的T细胞是如何抵抗一种淋巴细胞脉络丛脑膜炎病毒的感染的。”他们用上述病毒分别感染不同品种的小鼠,7天后取了这些小鼠体内学会识别病毒的T细胞,又取了受感染小鼠的细胞,让几种细胞在培养皿里交叉打架,看“警察”究竟怎么抓到并摧毁“坏蛋” 与预想的一样,警察T细胞只抓坏蛋,不会伤害未受感染的正常细胞;奇怪的是:警察只抓跟自己一个品种的坏蛋――一种小鼠的T细胞,对受感染的另一种小鼠的细胞无动于衷,反之亦然。顺着这条线索,他们明白了T细胞原来只杀自己人受感染的细胞,还找到了这种现象的源头――一种MHC(组织相容性复合物)分子――我们的免疫系统识别“我”与“非我”的一个标志 辛格纳吉说,“比如,在瑞士,周六晚上士兵们可以离开兵营出去玩。为防止闹事各地都有纠察队。纠察队要逮捕一个人,他必须符合两个条件:首先,他是士兵;其次,他有醉酒、打架等不端行为。”MHC就是这个人身上的士兵标志。“就这么简单,因为这个意外,他们给了我诺贝尔奖。”他没提到的是,得奖与那次实验,相隔22年 50封申请信与一个意外发现 辛格纳吉1944年出生,爷爷是巴塞尔大学的德国文学教授,父亲是最早在药厂工作的生物学博士之一,那个年代,药厂更欢迎化学家而非生物学家。升大学时,辛格纳吉曾在医学与化学间犹豫了很久,最终选择医学,是因为就业前景更广阔 25岁从医学院毕业后,辛格纳吉做了外科医生。不到一年,他就发现这并不是他“想做一辈子的事情”。他考入苏黎世大学,攻读实验医学,拿了个博士学位;之后又去洛桑大学研究免疫学,这是他的第一个博士后职位。在洛桑,他学会了如何用同位素方法检测细胞受损情况――这是个对他后来获奖至关重要的实验方法 1972年,在洛桑的研究结束,该找新工作了。辛格纳吉往各地的相关实验室寄出大约50封申请信,但“几乎没有回音,回复了的也都是拒绝” 蒙导师引荐,他在澳大利亚堪培拉找到了愿意接收自己的实验室,问题是,没有工资。幸亏他申请到了瑞士国家奖学金,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飞到了堪培拉 那是段拮据的日子。每年的奖学金虽有3.5万瑞士法郎,但当时澳元对瑞士法郎的比价是1:5.2。算下来,一家四口一个月的生活费只有500澳元。他只好在澳洲申请读一个博士学位。在自传中他承认,攻读这个博士学位部分原因在于“博士生奖学金善解人意地为我们每年的预算带来了XX年半很快乐,而且“非常成功”。他在自传中回忆当时的同学和同事说,“挑剔却不会令人不快;幽默而不尖刻;每个自我感觉极度良好的主意都会在那里受到充分的质疑和诘问。”当然,最重要的是,在堪培拉,他遇到了杜赫提 杜赫提是一个研究动物疾病的“兽医”,当时正在研究淋巴细胞脉络丛脑膜炎病毒引起的猪瘟。他发现这种病毒也可以感染小鼠,就养了很多小鼠,打算研究小鼠脑膜炎的发病机制。但他没有办法对病毒引起的小鼠细胞受损状况做定量观察。辛格纳吉恰好精于此道 最后,他们得出T细胞只收拾那些受感染的“自己人”的结论,成果很快登上《自然》杂志 文章发表了,博士后工作也完成了。此时,辛格纳吉可以去哈佛大学病理学系的一个实验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