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巨大的进步 却让我们如鲠在喉.docVIP

这是巨大的进步 却让我们如鲠在喉一直未获得刊号的《独唱团》最终将以“杂志书”的形式与广大读者见面,看来主编韩寒等不及了 身处一个不公平的环境,我们不应该再人为去强化它,而要本着人心的良善削弱它;面对一个不公平的制度,我们不应该为特权奋斗,而应该为平等奋斗 几天前,《南方都市报》和《南风窗》分别报道了上海、北京两地农民工子弟上学的处境。在上海,是全景式的描述:农民工子弟进入本地公立学校,却与本地孩子被无形中“隔离”开来,他们穿不一样的校服,实行不一样的作息时间,使用不一样的教材……本地孩子是“贵族”,是“学校真正的主人”,而农民工子弟则“成绩差,又会抢钱打人”。 在北京,讲述的是个案:15岁的民工子弟丁璇在北京读了10年书,一直是各类考试的第一名,“其中经历的千辛万苦都已经走过来了,但现在面临高考的门槛,无论如何也迈不过去了。”就这样,还因参与“抢夺”优质教育资源而被本地家长憎恶 且慢激动,以上所述,是进步不是退步。如果没有上海的“关停并转”行动,现在这些农民工子弟还在破旧的民工学校上课呢。现实如此触目惊心,与其说是有意“隔离”的结果,不如说是因为原本就有巨大落差的两个群体突然被放到一起。同样,要不是今年5月北京市政府废除了1986年沿用至今的《中、小学学生学籍管理办法》,规定非京籍享受同等入学待遇,并为其建立学籍,丁璇连参赛资格都没有,当然也就不可能成为被憎恶的对象。这是巨大的进步,却让我们如鲠在喉――就如同我们说富士康已经是打工仔最好的归宿一样。即便我们可以用成年人的世故表示知足,但如何面对孩子们的目光? 归根到底,正如报道中所说:“不合理的高考制度是阻挠教育迈向公平最根本的原因。”对上海那所学校的管理者来说,根本的区别并不是本地人外地人,而是一个群体需要在本地参加高考,另外一个群体大多数只能上职业学校(由于全国各地教材改革、高考改革的进程千差万别,义务教育完成后,他们很难回到原籍参加高考),怎么可能不做区别对待?而丁璇碰到的困境,也是因为同样的原因 即便如此,我们还必须承认高考制度是中国最平等的制度,是底层人群向上流动最主要的渠道,无论你出身豪门贵族,还是贫家寒舍,最终还得在考场上一决胜负,高考考场是当下少见的公平竞争的场所。但高考也是中国最不平等的制度,不用说教育投资的不平衡,不用说各种钻空子的手段,只说录取分数的悬殊,以北京为例,录取分数居然可以比某些省份低一百多分。一个起跑就领先的群体,凭什么还可以跑更短的距离?最可怕的不平等是制度化的不平等 更要命的,是不平等制度对人心的败坏。受伤害的绝不仅仅是农民工和他们的孩子。《南风窗》的报道中讲到,有权有钱的人总是有各种办法,“共建学校”让单位子女轻松入学,推优制度成为寻租空间,于是普通人只有拼命折腾自己的孩子。“这些北京城里的中产阶级家庭早已习惯了特权林立的教育现状,在夹缝中为自己的孩子开拓空间,付出了巨大成本之后,他们反倒成了这种不公正的教育制度最坚定的拥护者。”“他们抱怨特权,却又无可奈何,只能将所有的憎恶集中于外地孩子身上。”最可悲的现实是:人人都为自己的特权奋斗,却很少有人会为平等而奋斗 这是一条死路,所有人都困死在里面,成为制度的囚徒。人与制度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我们这个时代总是很强调制度的重要性,甚至有“制度决定论”一说,然而制度面前,常人何为?除了做一个囚徒之外,是否还有其他选择?在上海的报道中,有一群志愿者,他们组织了一个叫“放牛班的孩子”的合唱队,甚至获得了出国演唱的机会,他们给了这些绝望的孩子以希望。同样,在北京,是一群公民的推动导致了《中、小学学生学籍管理办法》的废除 身处一个不公平的环境,我们不应该再人为去强化它,而要本着人心的良善削弱它;面对一个不公平的制度,我们不应该为特权奋斗,而应该为平等奋斗。为自己的子孙后代好好想一想,你要为他留下什么,你想给他营造什么样的环境,你现在,应该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