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信疆 大将军的最后一场硬仗.docVIP

高信疆 大将军的最后一场硬仗高先生说，化疗那段日子，有时要躺在床上把四肢往外张开，这是“基督教文明”的展现，有如上了十字架；有时则须把手脚紧紧并拢，这是“埃及文明”的身体语言，变成木乃伊了 去年农历大年初一，大约下午3点多，我从香港打电话到台北向高先生和高太太拜年。“高大哥，新年好！ 祝你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我照例说 电话那头，高信疆先生频说谢谢，笑得很开心，但敏感的我依然察觉到笑声已经不如去年开朗 “还好吧？”我问。“在北京一切顺利吗？” 高先生近年主要居住在北京，到了年节时当然回家，但此前两个月我们在北京见过面，那时候他说过身体有点不太舒服，已经减少喝酒了，可是仍然抽烟。 他有太多朋友，来自两岸三地四面八方，几乎从早到晚都有人前来找他吃饭聊天，向来好客的他不愁寂寞，但亦为此付出精力和时间。有好几次，他对我感叹有点吃不消，故每隔一阵便把手机关掉数天，算是“闭关静养” “这几个礼拜在北京没有胃口，吃不下饭，勉强吃下去便想吐，瘦了许多。”他在电话里说，过完年，一定要去检查了 高先生的癌症就是这次检查发现的。过年后两个月，我打电话到台北跟他聊天，他把病发始末像说故事般对我说得清楚，边说边笑，很能从中寻得乐趣。他显然是爱说故事也爱听故事的人，喜的悲的，别人的自己的，都爱 如果我没记错，高先生是这样说这个故事的: 过年时他与李敖吃饭，李先生见他剧瘦却仍未到医院检查，调侃道：“你的文化意识是21世纪的，但你的健康意识仍然停留在18世纪，太可笑了。”言毕掏出手机打电话到和信医院找相熟的医生朋友，立即安排高先生前往检查，并且代付10万元体检费用，作为送给高先生的“过年礼物” 检查结果: 末期大肠癌，癌细胞已扩散到肝 往下便是化疗程序了 大约每隔三四个礼拜，我会打电话给高先生，听他边笑边说“治疗故事”。真的是边笑边说，电话里的声音没有太多伤感，反而像在写他昔日鼓吹的“报道文学”般用尽各式细致词汇描述过程细节。例如他说，化疗就像战争，先是空袭，派飞机从高空投下炸弹，把癌细胞轰个头昏脑胀；然后是抢滩登陆，派战车和军队攻上滩头，建立阵地，跟癌细胞面对面地作战；再来是巷战，士兵在大楼和小巷之间不断搜索，务求把敌人杀光，不放过半个。记得XX年前读过一篇谈论高先生传媒生涯的杂志文章，标题似是《失掉了战场的将军》，当时我对高先生的事业波折颇有感慨，然而XX年后的此时此刻，我却感觉，跟此前相比，抗癌之役才是他这位大将军必须面对的最严峻的战争。这是场大硬仗，他不能不冷静应战 高先生足够冷静，而且乐观，他甚至自豪于能够经常把医护人员逗笑。他说化疗那段日子，有时候要躺在床上把四肢往外张开，这是“基督教文明”的具体展现，有如上了十字架；有时候则须把手脚紧紧并拢方便移动病床，这是“埃及文明”的身体语言，他变成木乃伊了。高先生用如同小孩子被老师称赞时的语气得意地说，医护人员极欣赏他的幽默感 他就是这么懂得悠然自处的人。他当然有发火的时候，也有抑闷的时刻，但不管顺境逆境，他都为自己在心底竖起一把理想标尺，努力朝此迈去，然后替自己打分数。有一次跟他谈及“性格决定命运”之类话题，高先生说，“不，家辉，对普通人来说性格决定命运可能是对的，但对我们这类人应该是理想决定命运，我们相信的、我们信仰的，我们就去做，义无反顾。” 以他长居北京的8年为例。到过高先生家的人都知道，他屋内堆满书籍和影碟。他为大陆和台北的一些企业做顾问工作，绝不吃老本，而是不断汲取新知识和新理念，把别人托付到他手上的“案子”做到最好。而在此8年中，高先生也培养了一个新习惯: 陪太太朗读《圣经》。高太太柯元馨乃虔诚教徒，高先生虽未全心地投入信仰，但在太太的劝告和要求下，依然每天3次――早中晚――通过北京和台北之间的长途电话陪她读经。有一晚在北京，我和高先生喝酒到10点半，他瞄一眼手表，道，“要回家了，元馨在等我电话。”我随高先生回家，坐在书桌前，亲眼看他拿着电话筒一句句颂读经文，并夹杂呼喊“阿门！”和“感谢主！”，声调如此温柔 待他挂上电话，我问道，”你是不信神的，这样读经会不会觉得很不自在？” “没办法，你爱一个人，便也要爱她选择的事情。”高先生合上《圣经》，点燃香烟，在烟雾里缓缓地、认真地说。“而且读经久了，我也找到一些趣味，经文里有许多历史和神话，给我许多启发。” 高先生对太太总是“元馨”前“元馨”后的，病前如此，病时更甚。他第一阶段化疗颇为顺利，癌细胞有明显消退迹象，各种健康指数亦渐渐好转，故他对治疗充满信心。有一回他还笑道，有一位同龄朋友去探望他，拍了照，仅看照片，还以为对方才是病人。然而进入第二阶段化疗，不知何故形势逆转，癌细胞急速“反攻”，令他全身尤其是右肩疼痛无比，惟有依靠注射吗啡镇住；大将军有逐渐败退之颓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