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城市与我的四城记忆.docVIP

中国文学城市与我的四城记忆听说要在开封召开题为“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的国际研讨会，我曾经着实想象了一回，看自己可以怎样发言。一个文学研究者如果要选择一个“文学城市”来做学问，这中间总是有些机缘的。我是出生在都市、生长在都市的人，农村只粗知一点皮毛：幼时到过无锡的乡下度暑假，仅是嬉戏；成年后就要感谢革命时代了，在“文革”前后到东北农村参加劳动是属于“思想改造”性质的，铲过地免不了将苗草一起铲掉，割过高粱豆子挑过粪，手肩起泡、肿包是必然的，也算认认真真想要除去“五谷不分”的毛病，却并不懂得农民。如果是选择研究“文学城市”，我的发言权可能多一些。到现在为止，我比较熟悉的中国城市依次为上海、鞍山、北京，或许还可以加一个开封。这四个都市中，上海和北京分别是我的童年及中年以后的居住地。跟着父母家人离开上海的时候年仅11岁，却有浸透骨血一般的余痕，种下了日后研究“文学上海”、研究“海派文学”的根子。我在北京已生活了三十多年，于此安身立命，似将终老于这个古都，并同时研究京派文学。鞍山是我青少年时代的“第二故乡”，我到鞍山的时候正是“全国支援鞍钢”的年月，后来则是“鞍钢支援全国”，红色工业化年代留下的记忆未能磨灭，凡表现鞍山的文学，如艾芜的长篇《百炼成钢》，我读来都趣味无穷，新获奖的电影《钢的琴》我一眼就能看出是在鞍山拍的外景，且边看边百感交集。我在文学上总觉得欠这个工业城市点什么，但又说不出。最近我的女儿出了一部长篇小说《乐天地》，是写鞍山形成历史的，其中应该也包含了我对它的某些感受，算是部分还了个愿。至于开封，到今日还不能够说对这个七朝古都有什么认识，但已有了感情。从第一次到河南大学，在合作的博士点上工作，至今已近二十年。即便是从1998年起，如按每年三次或更多次计算，这个数量也已不少。对于古代的“城摞城”的地下开封，东京梦华，我是神往。到龙亭散步，去回民聚居区吃鲜美的羊杂碎汤，都能领受待启封的古都之风。对于现代的开封，觉它如沉睡的美人。这十年，郑州如蛇之蝉蜕，脱去旧皮，灿然一新（或许过新）；开封恰如一株冬笋，外面一层一层的老皮，包藏着丝丝春意、嫩意。开封和鞍山相似，对于我来说还都不是研究目标，却是我的亲近对象，我能用北京、上海这两个城市做对照，来加深体会她们。在这之间，我体会到了京、海在现代中国作为标志性都市所产生的独有的文学显赫位置 每个人都有自己理解一个想象中的城市的文化立场。在我教过的东北学生和河南学生中间，尽管存在差别，但对于现今的京、海两城市的体验，有惊人的类同。北京是可以仰慕的、追念的，第一次或第N次进入都感习惯，舒服，好适应，如在同一栋房子里再上一层楼那样。上海就不然了，东北中学生去过那里以后，回来分成了两派：一派在那里受到冷落、歧视，为被上海人看做是“乡下人”而愤愤，不免产生“你又有什么了不起”的反应；另一派觉得那里物质繁华，生活讲究，“中国怎么还有这样的地方，好像去了一趟外国”（这是1960年代学生的说法），“衣食住行、生活节奏，可不像北京那么好融入”（今日的北方学生如是说）。总之，由北京可以顺顺当当进入对开封、鞍山的理解，不打一个嗝；而要由开封、鞍山去理解上海似乎就有一些困难，就要花点时日去跨过某种间隔，这间隔或者是生活习惯，或者是文化历史。我再一次地感到北京、上海是现代中国两个标杆式的都市，理解了这双城，可以推广理解中国的其他都市。而经过文学家之笔所描绘的、所想象的“文学上海”、“文学北京”，我们可以认识现代的“文学中国” 都市一旦进入“文学”，它就被两种因素所决定。一边是历史与现实的投影，一边是作家个人的体味。我们的“城市想象”可能是历史与现实的给定和作家主体认识的混合物。而所谓“给定”，肯定也包含着前人或他人待修定的前设。最后是每个成熟的都市作家都有属于自己的文学都市，以致就有了各色各样的文学都市。我在自己的论文里曾经谈到曾朴之上海、韩邦庆之上海、茅盾之上海、丁玲之上海、沈从文之上海、穆时英之上海、施蛰存之上海等（见《阴影下的学步：晚清小说中的上海》、《多棱镜下有关现代上海的想象――都市文学笔记》诸文）。鲁迅杂文所写上海的文人、少女、儿童，视角独特，《阿金》一篇将石库门房子后门口的女佣写得声情并茂。茅盾《子夜》里的上海更是工商业、金融业和政治交汇的大舞台。丁玲写《梦珂》、《奔》、《一天》，是“乡下人进城”后梦碎梦破的经历，其中有都会中拥挤不堪的农工鸽子笼棚户，有城市卵石路走尽见到的乡民入城所居的瓦屋泥淖环境；丁玲还写了《庆云里中的一间小房里》，关注那些梦到乡下丈夫的下等妓女们。同样是湖南人，来自湘西的沈从文也自述是“用农民感情活在都市中”，不过在《一日的故事》、《善钟里的生活》、《焕乎先生》等小说里，他是更偏于被困在亭子间的文人角色身份而已。这些文学上海的描写，仍数张爱玲的笔致特别。虽然她的全部小说都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