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艾滋病人的药物困境.docVIP

中国艾滋病人的药物困境在进口药降价谈判未有结果，而仿制药除了有可能触犯专利权外，更不能轻易得到药监局认可而合法化的“真空时期”，中国艾滋病人似乎也只有等待廉价而有效的药品在某一天从天而降 在XX年的WTO谈判中，医药专利问题终于有了松动，在最后声明中明确提出贫穷国家在发生健康危机的时候，可以生产或购买仿制药，“以保证所有人有药可用”。这样，最不 发达的10个国家实施专利保护的时间表被推迟了10年 联合国对这一进展表示欢迎。联合国食品与农业组织官员在11月25日说，便宜的药物是战胜艾滋病的关键之一。她尤其称赞巴西准备向HIV感染者免费提供仿制药。而在中国，这一问题依旧严峻 “更多的中国艾滋病人无法得到治疗，这首先是意识问题，其次才是药物难题。”协和医院艾滋病专家李太生说，“国内依然有人把艾滋病人视作绝症病人，连最基本的机会性感染治疗都得不到。其实，最常见的机会性感染比如卡式肺囊虫肺炎，只需要几分钱一片的复方新诺明就可以治好。” 目前最有效的强效抗病毒治疗(HAART，俗称“鸡尾酒”疗法)需要病人支付每年9到15万元的药费，目前实施该疗法的病人有两类，一是由国外医药公司如默沙东、施贵宝和葛兰素―史克公司捐助药品，每年得到捐助的病人屈指可数。二是自己有能力支付，或者购买相对廉价的走私药品。据说，经济条件好的有些病人已到泰国去接受规范治疗。而在河南的上蔡村等艾滋病高发地区，病人仅仅得到当地防疫部门给予的免费机会性感染药物，比如嗓子疼就给治嗓子的药，发烧就给退烧药。据多次到当地调查的张继承说:“我看到村民在服用由郑州一些药厂生产的据说有抗艾功效的口服液，这些药很便宜，每周服用一瓶也只需要10元钱。但是否真的有用，还没有哪家检测机构告诉他们。”中国中医研究院艾滋病研究室顾问吕维柏也认为:“目前国内的抗艾滋病药物使用状况比较混乱。常常有人声称自己已经研制出可以治疗艾滋病的药物，但没有谁能验证它们，对病人来说，更无法判断甚至使用。” 实际上，在南非、巴西和印度等国，抗艾滋病专利与非专利药物之争已经持续了近一年。目前，印度一家生产仿制药的南星公司已经在广州设立了分公司，在北京设立了办事处，他们积极说服国内艾滋病顾问组及其他专家作出把廉价抗艾药打入中国市场的试探性动作 而已成功研制出两种治疗艾滋病药物(即佳息患及施多宁)的默沙东中国公司市场部总监屈婉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却坚持认为:“专利保护和提供药物的更可承受价格之间没有矛盾。”她说，“目前，中国艾滋病治疗领域已拥有一批高学术水准的专家;但在诊断与治疗上网络的规范、基础设施的完备、专业人员的培训以及药物流通的规范管理等方面仍需继续跟进，以确保在降低药物价格的同时，避免滥用、不规范治疗而造成耐药和管理混乱等问题。要有效地控制艾滋病的蔓延，药物费用并非是推动抗病毒治疗的惟一障碍。” 她表示，在药品价格方面，“默沙东”正在与卫生部及艾滋病中心洽谈，准备为中国提供优惠价格，以协助中国达到XX年前将HIV感染者人数控制在1500万以内的目标。“默沙东”建议中国政府考虑推行下列措施:1.药厂让利，2.税务政策上的支持(如免征进口关税及增值税)，3.限制经销环节(医院及分销商)利润、简化分销环节，4.政府购买或补贴(特别针对疫情严重、经济状况比较差的地区)，5.全社会的关注和支持(基金会、医疗保险等) 国内目前具有艾滋病抗病毒药物生产能力的药厂只有两家，一是位于沈阳的东北制药总厂，另一是上海医药集团公司旗下的上海华联医药有限公司。记者联系到的东北制药总厂宣传处一位负责该项药物发言的勾先生对此出言谨慎，他说:“我们现在生产的抗艾滋病药物齐多夫定是与国外一家公司合作生产的，已经向国家药物监督管理局报批一年多了，一直没有回音，药监局目前一家也没有批准生产。我们药厂在XX年初开始以委托生产的形式生产该药后，成品全部返回国外，由合作公司出口到它国，没有直接供应国内市场。”“齐多夫定”(AZT)在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1987年～1999年批准治疗艾滋病的17种药物中位列第一，专利权属于德国的葛兰素―威廉公司(现在的葛兰素―史克公司)。但勾先生一再强调更多细节如合作公司名称属于不便透露的范围，尽管他也认为以中国目前艾滋病高达1XX年，由政府公派到坦桑尼亚帮当地治疗艾滋病的专家组，吕维柏是六人专家组成员之一，至今已经派去了八期。他们在那里积累了500多例病人，以其中400多例统计，具有47%的有效率(即根据CD4淋巴细胞升高到400甚至800以上，以及病毒载量明显下降这两个标准);目前，他致力于推广将一种原来用于治疗肝癌的药物，试用到艾滋病人身上，据说，已经有XX年的使用费用估计在2.4万元人民币左右 “值得注意的是，国内各种非规范和实验性的治疗，可能会引起一些意想不到的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