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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际诗赋对邺下文学集团创作的影响 摘 要：以建安七子和三曹为核心的邺下文人多宴会赋诗，互相诗赋赠答，形成了中国最早的文学创作团体――邺下文学集团。邺下文学是建安文学的核心，其创作最显著的特征是唱和赠答。邺下文人们的诗赋交往使他们的作品多了些歌功颂德的内容，促进了五言诗的形成与发展，使邺下文学在文以气主导下慷慨悲凉诗风与华丽诗风并存 关键词：邺下文人；交际诗；建安七子 建安九年左右，建安七子（刘桢、应、陈琳、徐干、王璨、孔融、阮）先后归于曹魏集团，和三曹多宴会赋诗，互相赠答，形成了邺下文学集团。邺下文学的实际组织者是曹植和曹丕，建安七子多担任三曹的吏属，是他们的文学侍从，是邺下文学的核心人物。《三国志、魏书、王璨传》云：“始文帝为五官中郎将，及平原候植皆好文学。璨与北海徐干字伟长、广陵陈琳字孔璋、陈留阮字元瑜、汝南应字德琏、东平刘桢字公干并见友善。”他们“行则同舆，止则接席”（曹丕《与吴质书》）。邺下之游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序说：“建安末，余时在邺宫，朝游夕宴，就欢愉之极。天下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四者难并。今昆弟友朋，二三诸彦，共尽之矣。”即有把邺下之游看做中国历史上真正的文人集游创作的开始的意思。本文主要讲建安七子和三曹的交际诗赋对邺下文学发展的影响 建安七子的赠答诗既有七子之间的赠答唱和，更多的是以曹魏集团为中心的奉命唱和的同题诗赋。他们的交际诗在思想内容上既注重主客体的思想沟通，又注重个人情感的抒发；既注重情感，又对艺术表达不断地进行了探索，对建安文学的发展成熟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可以说，在邺下文人集团的形成与演变过程中，唱和赠答的形式是邺下文人们的共同形式，是该文学集团存在的基础 一、交际诗赋歌功颂德内容的增加 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篇》认为此时的文学主要表现“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的内容。邺下作家们同游并行、宴饮登台，有感则相约共同吟咏，加以表现。比如《三国志、魏书、任城王陈萧王传》中有一段话“时邺铜爵台新成，太祖悉将诸子登台，使各为赋。植援笔立成，可观，太祖甚异之。” 因为有了共同的被描绘事物，诗赋唱和常成为邺下文人逞才使气比较高下的一种手段，并且其中还有邀宠争功的心思。这样必然在文人们的诗歌创作中，与前期诗歌相比，在内容上便多了歌功颂德的内容，特别是在宴会诗中。比如在一次宴会中，阮和应在作同题诗《公宴诗》中，前者说：“阳春和气动，贤主以崇仁”，后者也是直接歌颂主公：“巍巍主人德，嘉会被四方”。王粲的《公宴诗》对曹氏的阿谀颂德更是露骨：“愿我贤主人，与天享巍巍。”刘桢的《赠五官中郎将》四首，表达了曹氏恩遇的感激和自己一心向曹的思想。如其一称曹操为“元后”，严羽、薛雪均指出此称与王璨所称“圣君”，乃都是目中无汉，全为奉承曹公之语。不可否认，七子称颂曹氏的武功颂德，既有合乎实际、诚心诚意的成分，又有夸大其辞、阿谀奉承的成分 二、交际诗赋推动了邺下文学慷慨与华丽诗风并存 鲁迅先生于1927年在广州所作的著名演讲《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一文着重论述了建安文风，也提及了建安七子。他说： “曹操曹丕之外，还有下面的七个人：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应、刘桢，都很能作文章，后来称为‘建安七子’。七人的文章很少流传，现在我们很难判断；但，大概都不外是‘慷慨’，‘华丽’罢。” 鲁迅在这里认为七子文风有“慷慨”和“华丽”两个方面，虽然是推测之词，但颇精辟 笔者认为，邺下文学集团的交际诗推动了作品在“文以气为主”的统摄下，“慷慨”与“华丽”诗风并存 曹丕在《典论、论文》有“文以气为主”和“诗赋欲丽”的著名论断。曹丕的“文以气为主”强调作家应当充分发挥自己认识世界、反映生活的主观能动性，它倡导文学作品应当更注重于表现作者具有较高水准的，富有个性特征的生活感受。虽然曹丕此观点是在邺下文学集团基本风消云散后提出的，但历史上中国的文学理论的提出总是滞后于文学现象的发展。但这并不代表某文学现象繁荣时，创作者的心中没有明确的支撑此文学发展的理论。一部分创作者有明确的理论意识，而一部分是受其所在的文学团体的影响，文学团体成员之间互相切磋，更重要的文学团体的组织者的带头提倡，往往更能引导此团体文风的形成。建安邺下文学的实际组织者是曹丕和曹植，他们对文学的爱好取向必然影响邺下文人们的创作 首先是创作方式的改变，那就是“同题作”的大量出现。建安十六年，曹丕为五官中郎将、曹植为平原候，徐、刘、应分别转入曹氏兄弟门下，王、陈、阮虽然仍在曹操府中任职，但颇有闲暇。文学史上有名的邺下之游便开始了。曹丕此时还未称帝，他们的创作环境比较轻松，作了大量的同题赋。如曹丕要作《玛瑙勒赋》，便命 陈琳、王粲同赋之。建安十七年，曹氏父子同游西园，登铜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