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〇年代的维也纳与实证主义传播研究：一种学术.docVIP

　　一九二〇年代的维也纳与实证主义传播研究：一种学术 关键词： 实证主义传播研究 一九二〇年代 维也纳学派 拉扎斯菲尔德 [摘要]：对于后世的实证主义传播研究而言，由于时间序列的递进以及方法论资源、研究组织结构的预备役，使得一九二〇年代的维也纳占据了其学术前史中的一席之地：其一，彼时的维也纳学派由于其“科学的世界观”中对于科学化、经验、逻辑构架的强调，以及维也纳学派诸多学者因希特勒法西斯主义迫害而移居美国，该学派代表的逻辑实证主义对于美国实证传播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二，一九二〇年的维也纳也见证了实证传播研究奠基人之一的拉扎斯菲尔德及其开创性行政型研究的“经济心理学研究中心”的初期成长，因而也对实证主义传播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引论：为什么是一九二〇年代的维也纳？ 　　进入传播研究领域未久，笔者有幸与二位同人组建了“星期三通讯”学习社群。在共同讨论、争论并力图理解、解释传播现象与问题的过程中，关于传播研究学术史的思考成为了一个主要的相面。其原因在于——“星期三通讯”作为吾三位同好之传播研究的共同学术起点，随之逐渐成形，我们自然就联想到在更广域的时空范围中，传播研究的学术起点又在何处？这或许就是吉登斯所言之“社会学观察者并不能使社会生活变成是仅供观察的‘现象’，而必须沉浸于一种生活形式中”[1]。 　　那么，由联想而反思，我们接着就展开了相关资料的爬梳，于是发现关于传播研究“建制内的历史”（the establishment history）已然蔚为大观且呈现“乱花渐欲迷人眼”之态势。仅以手边的若干中文资料为例，就有潘忠党所引艾利休#8226;凯茨对于传播研究先驱之一的拉扎斯菲尔德的“翻案”，凯茨称拉氏其原意并非认为媒介只会产生“有限的效果”[2]；以及“星期三通讯”组员贺碧霄将黄旦关于美国早期传播思想及其流变之阐释称为是一种“建构的技巧”（潜台词即，是否还有别的建构可能？）[3]。 　　于是，在一种偏于主观的、心理的甚至有些偶然的“发现的语境”（而非“证明的语境”）[4]中，如同比利时科学家凯库勒在梦见一条咬住自己尾巴的蛇后联想到苯分子六边形结构一般，我们多多少少受到好莱坞电影《星战前传》的影响，由是准备探讨在成建制之前的传播研究，可能拥有哪些思想资源以及社会性支持，也即在学术前史的时空范畴内展开考察。 　　基于社会科学（包括传播研究）所采用的实证主义、诠释以及批判三种典范的不同侧重，以及笔者个人的研究旨趣，本文将重点放在了实证主义传播研究的学术前史相面，并通过研究史料的“排查”，选择一九二〇年代的维也纳作为切入点。 　　不过，马上要跟进说明两个问题—— 　　其一，为什么是一九二〇年代？切特罗姆认为，实证媒介研究的发轫始于一九三〇年代，他指出“到一九三〇年代，美国现代传播研究的特色，是强调日渐复杂的研究技术，实证研究风气极盛一时。早先哲学取向和进步主义媒介理论家对媒介潜力的假设，开始转变，刚好搭上美国社会科学界转向实证分析的大潮流”[5]。既然一九三〇年代被视为实证主义传播研究的开端，那么根据时间序列，之前的一九二〇年代很有可能对其起到较为关键的影响。而且，为了避免“将影响回溯得过于往前，以致超出了在实际的历史过程中所真正形成的那种影戏及其实际上所起过的效用的范围”[6]之风险，将学术前史的范围定在一九二〇年代，似乎可以看到更多相对直接的效用。同时，这种效用或影响也很有可能广泛，那么，本文应该如何看待并处理这些影响？是统而观之？抑或择其一支？于是，这也就引出了需要着力说明的第二个问题。 　　其二，为什么是维也纳？的确，或许“哥伦比亚学派”所在的纽约，以及“芝加哥学派”所处的芝加哥，的确是传播思想、传播学术主体已然建立或后世持续反思的焦点城市。但既然本文关注的是学术前史中的一九二〇年代断面，那么，这一时期的传播研究场域则相对而言，更为宽广。毕竟，此时依然处于“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的阶段，柏林、法兰克福、巴黎以及维也纳等欧洲城市的思想光芒尚未完全穿透浩瀚的大西洋。不过，那些后来对传播研究而言颇为重要的思想观念及思想者们却已于无意识中开始了传播实证研究前史的书写。本文所选择的维也纳，在彼时，即作为二十世纪英语世界（在德语世界却反响平平）科学哲学主潮——逻辑实证主义（logical positivism）的诞生地而扮演着重要的思想角色，并且维也纳学派（Vienna Circle）的逻辑实证主义者们在一九三〇年代的流亡，对美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包括传播研究）产生了强大的影响；而除了维也纳学派，在同一个城市，刚刚在维也纳大学任教的青年教员拉扎斯菲尔德也于此间创办了“经济心理学研究中心”。虽然，他成立该中心的目的很现实，是“为了缓和他个人的财政问题”[7]，但作为赫赫有名的哥伦比亚大学“应用社会研究所”（bureau of a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