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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魏六朝的自然聚落─兼论“邨”、“村”关系与“村”的通称化 侯旭东 引言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君主为了加强对地方的控制，逐渐在境内设 立郡、县，由国君直接委派官员管辖，郡县之下亦设立各种名目不同 的基层编制，来统领百姓。随着秦的统一，这种郡县制取代了西周所 建立的分封制成为新兴帝国的主要支柱，县以下亦统一建立了「乡里」 制度。[1]进入汉代，尽管分封制又局部得到恢复，但几经波折，其 实质已与西周情形貌合神离，诸侯王只是「衣食租税」，封国的行政 管理则由朝廷委派的官员负责，郡县制依然是帝国地方的基本制度。 西汉平帝元始二年（2年）全国有郡国103个，县级政区1587个； 东汉永和五年（140年）则有郡国105个，县级政区1180个。县、 邑、道、侯国以下则沿用秦代的乡里制度。 「乡」与「里」的关系，《汉书‧百官公卿表》谓：「大率十里 一亭，亭有亭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游徼」。其中「亭」 与「乡里」」的关系已被证明有误，「亭」属于治安系统，与乡里无 直接对应关系。[2]「里」隶属于乡，乡除了三老外，设有啬夫、乡 佐，[3]里有里正、田典，[4]一里的户数，文献中的记载各不相同， 但有一点是一致的，均是以一定的户数作为标准。按照《汉书‧食货 志》的描述，「里」不仅是行政编制，亦是当时百姓实际居住的聚落： 在壄曰庐，在邑曰里。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族，五族为 党，五党为州，五州为乡。乡，万二千五百户也。……春令民毕出在 野，冬则毕入于邑。……春，将出民，里胥平旦坐于右塾，邻长坐于 左塾，毕出然后归，夕亦如之。入者必持薪樵，轻重相分，班白不提 挈。冬，民既入，妇人同巷，相从夜绩，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必相 从者，所以省费燎火，同巧拙而合习俗也。 班固描绘的「里」是一种有垣墙围绕，设门，内分左右，置监门司出 入的聚落，他将此段话纳入“先王制土处民富而教之之大略”中，似 乎是前代的情形，若参以近年出土的西汉初年的《二年律令‧户律》 的有关条文，[5]其描述确实是有现实依据的。 基于上述记载与其它数据，不少学者视汉代的「里」为实际聚落， 因此，当三国以后的文献中出现「村」时，许多学者认为这是基层聚 落发展史上划时代的变动，与汉末的整体时代变革有密切关系。的确， 村落、农村是当今仍在广泛使用的通用词汇，而「村」的出现以及到 唐代成为官方基层制度中的一部分是汉末以来产生的新现象，但其意 义究竟何在，应如何估价，需要在汉代以来聚落变迁史的大背景下去 认识，其中重要的工作是结合新数据对汉代以来的聚落形态做进一步 分析。 回顾学术史，自20世纪30年代，日本学者就开始关注汉代的乡 里问题，50年代以来以宫川尚志与宫崎市定为代表的日本学者就开 始深入研究汉末以来的村落问题，90年代以后中国学者也加入其中。 通过长期的研究，围绕「村」的产生形成了许多重要的论断，对于推 动中国中古历史研究发挥了重要作用。 检视半个多世纪以来学界关于村的研究，主要涉及了如下几个问 题：一是村的起源与分布，包括村的前身是什么，在何种背景下发展 成「村」，分布在哪些地区，二是村内的情况，如村落的外观、村的 领导者等，三是村具有哪些行政职能，四是村与乡里制度的关系，五 是「村」的出现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其中「村」的起源问题是关键， 其它问题均与此相联。 关于「村」的起源，有不同的见解。一种强调汉末出现的「村」 是在汉代「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宫川尚志首倡此说，堀敏一、 齐涛、马新、吴海燕、刘再聪、高贤栋亦表赞同。[6]二是认为汉代、 三国的屯田所形成的聚落发展为「村」，宫川尚志承认两者间的联系， 但未予重视，宫崎市定则力主此说，堀敏一亦认可。[7]三是认为汉 末动乱中形成的「坞」与「坞壁」之类自卫性集团是村落，特别是北 方村落的来源，宫川尚志最早提出此观点，堀敏一、韩升与吴海燕均 持此说。齐涛则认为在北方，汉代的聚，经过十六国的坞壁发展成北 方的村落。[8]四是认为村来源于汉代城内外的里，另有在无人之地 新设立的村，越智重明持此说。[9]五是认为村的早期形态还有庐与 丘，刘再聪持此说。[10]从以上概括中不难发现，宫川尚志、越智重 明、堀敏一、吴海燕与刘再聪等均认识到「村」的来源并非一种，章 义和等的最新研究亦确认了「村」的渊源的多元性。[11] 具体到南方村落，亦有不同的观点。宫崎市定认为南方村落的出 现与异族入侵，北人南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