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轨时期中国政治权力的改革与发展.docVIP

　　转轨时期中国政治权力的改革与发展 [摘 要] 我国 25 年来政治领域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在思想观念上，浪漫主义的参与制式的大众民主价值取向转变为现实主义的公民和社会自由价值取向；在政治权力上，“中心权力”逐步被分离弱化，形成权力相对分散的结构体系。今后政治改革与发展基本趋势是进一步限制和规范“公权”——政府权力，实现“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的转变。 [关键词] 转轨时期；中国；政治权力；改革与发展 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教授在《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对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过程进行了系统论述，他认为政治改革与发展的重要内容和标志是结构分化、角色专业化和权威理性化。其实，我国的情况又何尝不是如此。我国在从 1978年至今 25 年来的政治体制改革与发展过程中，政治权力结构的分化是通过国家中心权力的逐步分离、权力中心的逐步位移而实现的。所谓中心权力分离，是指传统核心权力体系衰微和与此同时次级 权力体系不同程度摆脱传统权力影响和束缚而争取更大独立空间的过程，它包涵两层含义：一是指传统权力结构关系中权力日益分化、传统的核心权力在整个社会体系中的功能逐步弱化、传统权力作用逐渐衰微淡化的过程；二是指传统权力结构中次级体系独立自主性的增强。我国的权力架构中，国家权力一直是中心权力，而中国共产党则是权力体系的核心。中心权力分离是 1978 年以来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与发展的重要标志。 一、我国 25 年来政治权力结构的变革与发展走向 有目共睹，我国 25 年来社会发展成就是巨大的，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对此也评价很高。但是，对于 25 年我国政治改革与发展的评价，赞誉不多。人们所持的基本判断是，25 年我国在政治发展方面所获得的进步不大，与人们所预期的改革目标相距甚远。客观而言，这样的评价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因为，与社会经济文化的重大变化相比，政治生活的变化毕竟还不明显，不那么引人注目。但是，这样的评价也有失公允，因为有许多变化只是由于我们认识问题的角度不同而没有给以关注，或者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们认为，人们之所以对 25年来我国政治改革与发展作出如此评估和判定，大体上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人们从历史的角度立足于我国政治环境而对我国政治发展的考察和关注不够，因而对其每一细微变化的意义领会不深。我国改革开放 25年，社会各个方面的确变化很大。国内外学者从经济、文化和社会等方面总结和考察这些变化的工作已经做了不少，执政党和政府对此所做的宣传也比较充分。然而，从政治改革与发展的角度总结和考察这些变化的工作相对较少。当然，这是由一些客观原因造成的，比如，相对于其社会层面的变革而言，25 年改革在国家政治生活层面上所带来的变化远不如其他方面突出；另外，由于政治的敏感性等原因，束缚了人们的思想，使许多政治问题成为我国学者忌讳触及的问题。而对于那些国外学者来说，他们所做的研究要么受资料所限，要么缺乏对我国政治历史和现实的理解，无法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确定实事求是地衡量和评价我国政治发展的基本标准，也无法从一个长远的历史过程中领会政治变革的细微意义。 另一方面，有些人们往往运用“通用的标准”和“主流的发展模式”来评价我国的政治改革与发展。从不同的角度观察问题，自然会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从“通用的标准”和“主流的发展模式”看，民主化是政治改革与发展的首要内容和目标。如果以民主化为标准来评价我国政治改革与发展进程，我国改革在此方面所取得的进步与人们的普遍预期显然还相去甚远。其实，许多研究，包括美国政治学家派伊、亨廷顿的研究与论述，都表明民主化并不是政治发展的唯一标准和内容，对于后发展国家来说，其他的价值在发展的某一阶段或许更具优先性。所以，如果换一种角度，或者一种标准看问题，25 年我国的政治变化也未必不值得关注。 实际上，与轰轰烈烈的经济改革相比，中国政治领域发生的是一场无声的变革。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一种无声的变革发生在政治思想领域：浪漫主义的参与制式的大众民主价值取向，向现实主义的公民和社会自由价值取向转变。在 1992 年邓小平“南巡”之前，我国民众以民主为理想目标，追求对国家政治生活的积极参与，以期通过改善国家政治环境来实现自己作为“国家主人”的民主权利。这种理念实际上是多年来我国民众的普遍追求，并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从 90 年代初期开始，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入发展，这种理念正在发生变化。不论是由于什么原因，也不论是出于何种考虑，人们对政治生活的理解更加趋于现实。对此，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认识和评价。但无论如何，到今天，公众更加注重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价值取向和体制性安排，更加注重争取自由生活的空间和珍惜个人生活的价值。发生在政治思想领域的这种转变，无疑为现代政治所赖以构建的尊重个人权利、尊重公众选择、顾客导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