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地方政府经济圈”行为异化.docVIP

　　透视“地方政府经济圈”行为异化 山西临汾市吉县与陕西延安市宜川县分居黄河壶口两岸。为了开发壶口旅游资源，双方竞相降低票价，争夺客源，甚至出台限制导游带团到对岸观瀑的规定。 今年上半年，中央在宏观经济问题上启动和推进的两件大事意义深远：其一，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措施相继出台，这一举措被誉为意味深长的“６０天部署”直指地方政府行政主导的投资热。其二，中央关于区域经济发展的规划也进入紧锣密鼓编制之时。 两件大事则标志着，我国经济运行中长期被忽略而又没有很好解决的地区经济发展问题将成为深化新一轮改革的切入点。 遏制以行政区划为界限的“地方政府经济圈”现象，加速建设“市场主体型经济圈”，是计划经济真正转型到市场经济的重要步骤。 地方政府经济行为异化 长期以来，中国的地方政府在其施政范围的行政区划内的经济中发挥着主体作用，是事实上的资源配置主体、投资活动的主要组织者。地方政府的这一作用使其经济行为有着强烈的行政导向性。云南省委、省政府２００３年联合发出《关于加快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凭借“行政力”硬性规定，对企业或企业家的财产进行扣押和查封要按企业规模分别向各级政法委报批，不同级别的企业家享受不同档次的特殊照顾。而在距昆明仅一个多小时车程的云南省贫困县——玉溪市峨山彝族自治县，２００２年１２月新一届县领导班子走马上任后，视“玉溪市上马一个年产百万吨级的大型钢铁项目”于不见，短短一年时间内新上炼铁、焦化等大大小小近３０个工业项目，这些美其名曰“招商成果”的小冶炼企业的生命周期却只有３年至５年。在我国中部地区的一个城市，甚至制定“政府招商人人有责”的死命令，把招商目标分解到每一位公务员头上，完不成就扣发一个月工资。 地方政府经济行为还带有明显的功利性。这表现在生产力布局上，或追求短期内见效快的项目，或盲目追求优先产业；在制度供给上，地方政府制定的经济发展规则和政策则凸显行政区本位特征。 全国３１个省市自治区中只有个别省份出产烟草，但有３０个省市自治区分别拥有自己的卷烟厂。 再以“各地优惠政策大赛”为例，福建南平市去年在引进一个外商投资的电解铝项目时，给出电价０．４元的优惠，但江西一个市给出更低的电价，结果这家企业选择在江西落户。 国家的税收规定被架空，许多地方政府早已突破“两免三减半”的企业所得税的优惠政策底线，私下竞相降低门槛，行“十免、二十减半”之实。上海某园区为吸引一家台资企业入园，就曾开出“所得税10年全免，免税期后税率优惠１５％”等优惠条件。 行政区划是地方政府进行经济活动的空间范围，在处理区际关系上，地方政府经济行为表现出明显的排他性。 在江苏省常州市，当地政府为了保护本地的摩托车生产企业，规定只有购买本地品牌的摩托车，挂牌上户才给予优惠，一路“绿灯”。苏北个别地方为了保护本地啤酒产业，一到夏天，地方政府就以印发“红头文件”或通过行政手段的方式，在交通要道设卡检查，限制外地啤酒入境。而在山西省壶关县，县人民政府２００１年竟以壶政发［２００１］１０号发文，成立壶关县矿业公司，并授权该公司在本县交通要塞设立关卡、栏杆进行检查收费，强制要求本县采矿经营户只能将矿石销售给该县常平集团，不准销往外地。在地方政府作为地区经济发展主导力量和地方政府经济行为异化的情况下，我国形成了一个个以行政区划为界限的“地方政府经济圈”。按行政层级划分，这一个个“地方政府经济圈”又可分为省级政府经济圈、地市级政府经济圈、县级政府经济圈三大类。大量的多层次的“地方政府经济圈”各自独立运行，构成我国独特的分割的地区经济运行格局。 宏观经济领域的异化 “政府、企业、市场”是现代经济社会中最基本的三角关系。我国市场化取向改革的基本任务就是理顺这一三角关系。但在“地方政府经济圈”格局下，我国“政府、企业、市场”三角关系至今仍处于“剪不断、理还乱”的异化状态。记者近年进行国企、民企专题调研时发现，地方政府成为企业组织的“影子主管部门”现象普遍存在，大大限制企业独立经济主体地位的形成。 在改革国企方面，中央已确定股份化、市场化方向，但一些地方政府倾向于把企业做大，再把权抓到自己手中，想当“红顶商人”，使国企产权问题一直陷入“明晰困境”。而在民企发展方面，诞生于市场经济土壤的许多民营企业却主动回到地方政府的“保护伞”之下，并积极向地方政府“寻租”，甚至拿钱在政府部门谋一官位头衔，弄个“商人红顶”，以便使自己在不规范的市场竞争中保持有利地位。综观１９９９年以来的政府官员腐败大案，几乎没有哪个案件中没有私营企业主的身影，也没有哪个腐败官员能够躲避私营企业主的“银弹”攻击。“地方政府经济圈”的排他性特征造成全国市场处于分割状态，商品和要素的自由流动受阻，市场机制在更大的区域内优化资源配置功能失效。有关资料显示，我国各省之间的贸易壁垒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一直在增加；消费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