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史记.货殖列传》看司马迁进步经济思想观.doc

从《史记.货殖列传》看司马迁进步经济思想观一 “货殖”是指谋求“滋生资货财利”以致富。即利用货物的生产与交换，进行商业活动，从中生财求利。司马迁所指的货殖，还包括各种手工业，以及农、牧、渔、矿山、冶炼等行业的经营在内。在先秦思想家中，老子宣扬无欲、寡欢；孔子鼓吹“安贫”，《论语》记载“子罕言利”的话，又载“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利”、“欲”为洪水猛兽，君子不言利。墨子尽管关心和同情劳动者的疾苦，但对于满足人民物质生活需要方面的主张也是比较保守的，特别强调“节用”。战国时的法家，讲耕战，也反对商人活动。“崇本抑末”成了战国至西汉的传统思想，封建统治阶级都视工商业为“末业”加以抑制。汉初明文规定商人不得为官，不得占田。这就严格限制了商人在政治上和在农业上的出路。而司马迁则不然，认为直接的物质资料生产是人类最基本的社会活动，是社会发展和国家强盛的基础。因为物产分布在不同的地区，要依靠商人互通有无，增进交流，丰富人们的生活，以促进社会生产的发展。司马迁有一段出色的论述：“夫山西饶材，竹、谷、（泸）、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楠、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玳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棋置：此其大较也。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又说：“《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货殖列传》）司马迁对农虞工商同样重视，把它们视作衣食之原。他当然明白农、林、畜、牧和手工业创造财富的根本作用，但他更强调商业流通天下物资、货币，从而促进工农业生产发展的作用。农工虞乃生产之本，但如果没有商之流通，则将裹足不前。所以司马迁看重商业，并不是他个人有所人为的侧重，而是顺应经济发展的规律。司马迁认为社会经济活动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因此，他重视货殖，强调农虞工商四业并重，缺一不可。这与古代的传统思想和当时汉代的官方思想大相径庭、迥然不同，在中国封建社会早期，司马迁就有如此的见解主张，这不能不说司马迁具有一般人所没有的远见卓识。 二 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所涉及的一些经济思想观，现在看来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世界经济发展也印证了这一点。 首先，提出了经济的核心价值观在于逐利求富，这是人的本能需求决定的。在司马迁看来，经济的发展是有其内在动力的：这就是人们天生的求利求富的欲望。他非但不认为逐利求富是耻辱的、非正义的，反而认为这是所有人的共性。即“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史记“深谋于廊庙，论议朝廷”的达官显贵，“守信死节，隐居岩穴”的清雅之士，都为的是“归于富厚”，而“壮士在军，攻城先登，陷阵却敌，斩将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汤火之难者，为重赏也。……赵女郑姬，设形容，楔鸣琴，揄长袂，蹑利屣，目挑心招，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富厚也……”（《史记“闾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奸”，“医方诸食技术之人，焦神极能”等等，“其实皆为财用耳”。无论是军士、奸人、少年、侠士、歌伎、游闲公子、猎者、赌徒、吏士，还是医农工商贾，其从事的各项活动，都是为了“求富益货”、“奔富厚”。“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其次提出了自由贸易理论。司马迁认为人类还有一种本能，就是享乐的欲望。人类求利致富的本能，不须学习，人人都生而俱有。这种本能的充分发挥，使个人聚集财富，而受享乐欲望驱使又去消费财富。两者相反相成，构成人类社会经济生活的自然生态。整个社会的经济不需要谁去命令、召唤，而会自动地运转，趋于平衡。人们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自出”。“利”、“欲”是人的合理要求，也是社会发展的必不可少的动力。因此应当采用自由主义的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那么，作为政府其经济政策的原则应该是：“故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与之争。”最好的办法是顺应自然，对人们的经济生活不加干涉；其次是以利益加以引导：“开关梁，驰山泽之禁”，使万物“商而通之”，这样，“上则富国，下则富家”。当然，在必不得已时，国家也可对经济加以干预，不过要尽量减少；再次使用教育的方法说服人民，再次是强制、干预，最下策是与民争利。据此理论，司马迁认为西汉最好的时期是惠帝、高后时期，时间约为公元前194年至180年。 太史公曰：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民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这是“善者因之”的最高境界。文帝时期，连番下诏，劝民归农，这在司马迁来说是“教诲之”，也就是第三等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