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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我国医患纠纷解决机制法律思考摘 要： 在我国，医疗纠纷已经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解决医疗纠纷时，稍有不慎，就会引起种种的社会矛盾，因而医疗纠纷的解决程序也应走上法制的建设道路，通过法律制度的明确规范避免此种敏感的社会问题所造成的矛盾冲突。 关键词： 医患； 纠纷； 法律； 调节 中图分类号： R-0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9-8631（2010）07-0105-02 一、我国现行医疗纠纷解决机制及其缺陷 我国现有医疗纠纷解决机制本身不够创新，调查机构的调查方式单一，欠缺专业性民间调查组织和医疗责任保险机制。就该机制整体而言，无论是其调解方式还是调查取证方式都十分单一，难以适应纠纷本身的纷繁复杂。并且该机制难以保证医疗纠纷的公平合理的解决――医患双方自行协商往往容易出现因医患双方在医学和法律专业知识上的不对称造成的医患双方在协商过程中实质地位不平等的情况，导致协商结果有失公允；卫生行政部门作为第三方调解者的独立性和中立性已逐渐受到公众质疑；人民委员会本身虽具有中立性和客观性较好，但其在进行调查调和时并无实际权限，往往仍需依赖于卫生行政部门的协助。另外，解决医疗纠纷的关键在于促成医患双方就损害赔偿金额达成一致，但医患双方往往在赔偿金的问题上分歧极大，进而又加剧了医患双方的矛盾。如何解决这两方面的问题？从其他各国的经验来看，引进专业性民间调查组织和医疗责任保险是一种解决之道。 （一）专业性民间调查组织 专业性民间组织作用在于： 首先，专业性民间调查组织可多角度、多方位地解决医疗纠纷。在我国，专业性民间调查组织并非不存在（但其在法律上的地位仍不明确），目前比较规范和具有一定规模的专业性民间调查组织就有北京卫生法研究会医疗纠纷调解中心（MDIC）。该中心依托北京卫生法研究会，有医疗纠纷调解处、医疗风险管理、卫生法律、临床伦理学、法律专家咨询五个委员会五大技术支持系统，其设有调解防范处、协调通联处、法律事务处和综合办公室四个部门和三个调解庭，其核心人员4名，都是长期从事医疗事故鉴定及医疗纠纷处理的专家，另有各类技术人员41名。该中心从设立至今，医院及患者对其的认知度也在不断提高。该中心在处理医疗纠纷时一方面进行双方协调，定纷止争，告知医患双方权利义务、调解程序、鉴定程序，另一方面进行调查取证，还原事件真相，以求公正解决医疗纠纷。北京卫生法研究会医疗纠纷调解中心不仅向医患双方提供法律帮助，还主动介入调查，此种多角度、全面的方式是其他法定的调解机构所不具备的，确实使得医疗纠纷的处理更加规范、明确，避免了医患之间的矛盾冲突，解决了大量医疗纠纷。另外，专业性民间调查组织中的非医学专家的介入丰富了医疗事故鉴定方式。现阶段，医疗事故主要是由医学专家分析审查病例进行鉴定，但作为最主要证据的病例往往会被进行修改，而此修改究竟系在诊疗活动中的正常修改还是事后的恶意窜改却又难以证实，极大地影响了医疗事故的鉴定和医疗纠纷的处理。因而，面对现阶段病例存在的严重问题，其他辅助证据就具有了一定程度上弥补病例作为主要证据不足之处的实际意义。在“徐宝宝”事件中，专家调查组不仅审查了病例，还通过恢复上网记录、调看医院监控录像、实地勘察等方法，客观准确地还原了整个事件真相，也正是这些证据的直观和确凿推动了整个进程超乎想象的顺利和快速。 其次，专业性民间调解组织因其中立性从而保证了调查结果的公正性。卫生行政部门是医疗机构的主管部门，相互接触频繁，无论是其职责、业务还是工作人员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且卫生行政部门往往以医院利益代表者的身份出现于公众视野中，因而其作为第三方调解者的中立性已遭到质疑，并且在实际制度的运作中，基于此种特殊关系，卫生行政部门确实难以保持其中立性，在调查过程中或多或少都会偏袒于医院一方。像此种“老子”查“儿子”的行政调查方法已非偶尔，从“假老虎”到“躲猫猫”再到“钓鱼执法”，因调查方难以保持中立性导致调查结果严重失实的事件实是在一遍又一遍重复上演。2002年由国务院颁布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中规定了独立于卫生行政部门的医疗事故鉴定机构医学会，并规定了种种体现“程序正义”的制度，如规避制度、参与鉴定的医学专家的产生程序等等，力在使其保持足够的中立性。但是，医学会鉴定制度运行至今，医学会的中立性也已渐渐受到挑战。医学会依行政区划分级设立，从区医学会直至中华医学会，全部由医学专家组成，这些专家分别来自于本级行政区划范围内的各家医院，并且都必须具有较高的学历和资质。当出现医疗事故时，医患双方或卫生行政部门都可委托医学会进行鉴定，在组成医学专家组时，肇事医院的医学专家需回避，与肇事医生有亲属、朋友、同学等关系的医学专家也需回避。从医学会专家组的构成方式来看，其确实具有较高的专业性和中立性，但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