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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经济增长 提升国民幸福感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保持了持续高速的增长态势，1978－2009年GDP和人均GDP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9.8％和8.8％，2010年我国更是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横向比较和纵向比较两个角度看，我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均是一个事实。如果说经济增长具有“工具理性”，国民福祉和幸福感的持续提升则具有“价值理性”，经济增长只有转化为国民福祉和幸福感提升才有实质意义。1978年以来，我国国民幸福感虽在时序意义上不断增进，但其与经济增长相比仍存在相对滞后状态。盖洛普世界民意调查(Gallup World Poll)在2005－2009年对全球155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抽样调查，结果显示中国的国民幸福指数(Happiness Index)排在第125位。尽管人们对此排名的精确性仍有分歧，但它至少部分地揭示了我国经济增长与国民幸福增进之间存在不对称。理解这种不对称的形成机理，探求最优的改进举措，是践行科学发展观的题中应有之义。 一、经济增长与国民幸福存在偏差的主要成因 经济增长通常指一国在特定时期内商品和服务价值的增加程度，而国民幸福感则是人们对自身生活满意程度的感受。经济增长具有客观性和单一性，而国民幸福感却具有主观性和多样性，主观性是因为幸福感与个体的自我体验息息相关，而多样性则源于幸福感需要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等多维度的支撑。显然，理解国民幸福比理解经济增长要困难得多，而增进国民幸福比实现经济增长也要复杂得多。然而，国民幸福感首先构建在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等经济活动之上，从提升国民幸福感的角度去审视经济增长依然具有重要意义。当前我国经济增长与国民幸福之间的偏差主要源于以下因素。 1、就增长方式而言 从支出角度来看，经济增长可分解为三个部分：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以及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其中最终消费支出与本国居民的消费、进而与国民福祉和幸福感提升联系最为紧密。1978年以来，我国以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为主要驱动力，依靠要素禀赋优势的充分发挥实现了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然而，最终消费支出／GDP在整体上呈现出持续下降的态势，1978－2009年最终消费率从62.1％降至48.0％，而2009年最终消费支出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仅为45.4％。毋庸置疑，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具有非常明显的投资－出口主导特征。就可行性而言，在起飞阶段依靠投资－出口主导来驱动经济增长是合适的，但在国内外经济发生重大转折的背景下，此种经济增长方式的支撑条件日益弱化。此种方式的衍生后果是最终消费始终成为需求“短板”，而经济增长也就难以充分地转化为国内消费扩张和国民幸福感提升。 2、就收入分配而言 1978年以来，我国国民收入虽呈现持续提高态势，但国民幸福感不仅取决于收入绝对数量，而且取决于收入分配格局。就政府―居民而言，财政收入／GDP反映了政府－居民的财富分配情况，1995－2009年我国财政收入增速高于GDP增速，财政收入／GDP从10.3％增至20.1％，政府消费支出／最终消费支出则从22.8％升至26.8％。就居民―居民而言，基尼系数标度了居民收入分配的均等化程度，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2007／2008》显示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469，我国已从初期收入分配最均等的国家之一快速转变为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的国家之一。居民收入差距表现在城乡、地区、劳资和行业等方面，就对差距影响最大的城乡差距而言：1985-2009年城乡人均纯收入差距从1.85倍增至3.33倍，而城乡人均消费支出差距则从2.2倍增至3.7倍。在居民收入占比下降且收入差距拉大的情形下，部分社会成员、尤其是利益“相对受损者”自然难以体验增长带来的“幸福”。 3、就社会保障而言 社会保障主要指政府针对居民的基本医疗、基本养老、基本教育等需求所提供的保障或福利，作为社会风险的“缓冲器”和秩序维持的“安全阀”，社会保障关系人们对未来的预期和当期的消费，关系国民对当前和未来生活需要的满足程度。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的社会保障状况已有较大改善，但当前社会保障存在覆盖面小、保障度低、配置群体不均等的问题。2008年我国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城镇低保人数占城镇居民的比重分别为36.1％、20.4％、32.9％和3.8％。更重要的是，在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背景下，相对于市民，农民在获取社会保障层面依然处于劣势。2008年在贫困线调至人均纯收入785元之后，我国农村贫困人口数仍达4007万，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参保人数占农村人口的比重仅为7.6％。在社会保障供给亟待完善的前提下，很多居民很可能会迫于生计而疲于奔命，但却难以基于稳定预期而感受到生活的愉悦和充盈。 二、深化体制改革以持续提高国民的幸福指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