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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重建 人格重塑 共建坚不可摧战斗团队历史仅仅依靠传世文献是远远不够的。我们知道，考古与文物资料，并不仅仅在于证明或否定传统文献所记载的，而是要试图重新建构一个已经消失的时代氛围和心情，使现代历史学家有章可循，有物可依，身临其境，而这一切正是数代文物考古者恪尽的本份和追求的目标。他们担负着还历史以本来面目的重任，于是，考古者的苦乐人生也就紧紧围绕着历史重建的命运和进程缓缓展开了。 考古发掘之路，是一条漫长而艰辛的荆途。每一件文物的出世，都是考古者的一段经历和一个个脚印，而考古者毕生追求的，不仅仅是文物的本身，而是在不断咀嚼文化的内涵中，实现自己人生的价值。这正如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金旭东说的那样：“从事这份工作，就意味着我们时时刻刻不能懈怠，要对自己负责，对历史负责，对整个社会负责。”可以说，由人格的感召力和历史的神秘感构成的文物个体和个性，因而其具有了历史的价值、审美的价值、社会的价值，同样就有了道德的价值，考古者亦因此而向人类作出了自己崇高的奉献。 吉林省文物所考古所的同志们，是用心灵理解文物纹路的历史学家，又是用责任把握大地脉搏的考古专家。面对自然，他们以微、宏观兼顾的视角辨析大地的奥秘，洞察文物的所向；面对社会，他们用永兼顾的视视角辨析大地的奥秘，洞察文物的所向；面对社会，他们用永不停歇的奋斗实践生命与责任的契合。他们的贡献和成果既是自然不停歇的奋斗实践生命与责任的契合。他们的贡献和成果既是自然科学与生活科学的辉煌交织，也晃他们情系祖国、人民的心路历程。 众所周知，文物古迹、文化遗址。是中华民族5000年文明的历史积淀，是各民族创造出的灿烂文化的实物载体，是祖先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的“铁卷文书”。所以。我们必须把它们保护好。保护好文物，就是保护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也就是保护中华民族伟大历史的见证。因此，做好这项工作，也就是对中华民族的重要贡献。 文物考古事业是一项崇高的文化事业和社会科学事业，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考古学作为根据实物资料研究古代历史的一门学科，是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弘扬伟大祖国的优秀历史文化传统，增强民族自尊心，激发爱国热情，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水平，无疑都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党中央和国务院历来十分重视文物考古工作。早在50年代后期就确定了“重点保护、重点发掘，既对基本建设有利，又对文物保护有利”的方针。改革开放以来，更明确地提出了“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和“有效保护，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考古工作方针和原则，为我国文物考古事业提供了正确的指导思想，开辟了广阔的前景。吉林省的考古事业是随着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建立而迎来的。作为全面负责吉林省境内考古学文化研究的唯一单位，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党和政府的指导下，在所长金旭东的带领下。经过广大文物考古工作者的共同努力，取得了辉煌的成绩。有一系列举世瞩目的重大考古发现。如吉林通化万发拨子遗址考古发掘、吉林省高句丽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西古城考古项目、三峡库区等。这些重大考古发现，极大地推进了人类起源及史前文化、吉林省古代文明和社会历史发展的研究。 这是一个爱岗敬业、勇于奉献的团队。为了更好地完成工作任务。文物考古所的全体工作人员夜以继日地奋战在考古一线，付出了艰辛的劳动，而从没有一个人拈轻怕重、叫苦喊累。所里的每个人都任劳任怨地默默工作着，这方面的事例比比皆是。2005年，考古一部、二部的同志田野工作日都达到二百余天，连新来的大学生田野工作也达4个月之多。工作中同志们都能恪尽职守，克服困难，团结一心，出色地完成所领导交付的工作任务。王洪峰同志，是文物所的学术带头人之一，持续外地工作近7个年头，一年有300天从事野外工作。工地的各方面条件都极其恶劣，他仍带病坚持工作。从不懈怠，从不提任何要求。大年三十赶火车回到长春，所里领导直接从火车站把他和他的家属接到饭店吃年夜饭。正是有着这样的敬业精神，才让他出色地完成了国家级的A级抢修性考古发掘项目。2005年，王洪峰、傅佳欣参加多次渤海文物申遗工作讨论和论证，组织各方专家笔谈旧县坪遗址的收获和意义。参与旧县坪遗址申报2004年“十大考古新发现”，所编《集安高句丽王陵》获2004年“全国十大文物精品图书”。由宋玉彬副所长领队的和龙西古城发掘。亦为继以往工作之后的结项收尾工作。该工作进一步完善了西古城的发掘，且于冬底参与完成了发掘资料的整理工作，期间，发掘工作是在雨季和酷暑中进行的，而整理之际则是初冬骤冷与长期感冒相伴的。从事考古工作近三十年了，可以说，宋所长是在考古中度过他的苦乐人生的。妻子刚生孩子的那段日子，宋玉彬从外地工作赶回来，15天后又匆匆赶往工地，他对妻子有着深深地歉疚。所里的同志干起工作竭尽全力，在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