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及初唐宫廷诗创作.docVIP

唐太宗及初唐宫廷诗创作摘要：唐太宗的政治理想决定了他对文学创作的基本立场和态度，然而帝王的角色又促成了他对宫廷创作的热衷和认可，使初唐诗坛存在一个诗论与创作看似矛盾而实际上又合乎情理的独特现象。本文旨在探讨唐太宗对初唐宫廷诗的创作态度，揭示宫廷诗这一特殊题材在初唐风行的内在原因。 关键词：唐太宗；宫廷诗；诗风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972(2007)05-0087-03 说到宫廷诗，闻一多先生所说的“没有止境的”“堕落”一直是作为评判它的不二准则。虽然先生在论及卢、骆、刘希夷、张若虚之作时是以“宫体”之名一以冠之，然而就其结论来看，实在是认为张若虚以“宫体”之名的创作，完成了对梁简文帝、隋炀帝“宫体”的“自赎”。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后来之博识通人，于卢、骆、刘、张之属，径目之以“宫廷”，以示与粱、隋真“宫体”之区别。本文拟就唐太宗与初唐宫廷诗创作的关系作一探析，以求揭示这一特殊题材在初唐得以风行的内在原因。 一、“求人之情”、“有益劝戒”的功利主义诗论 从历史上看，在一个专制的王朝里，帝王的雅尚崇挹，经常是影响王朝盛衰兴废的重要因素之一，这在文学领域内亦屡见不鲜：汉武崇赋，班马荣宠；建安三曹，五言腾踊……诸如此类，皆是由于君王的特殊政治地位所决定的特殊现象。在初唐时期，虞世南、李百药、杨师道、上官仪等一批宫廷诗人的出现，正是与唐太宗个人的政治魅力与兴趣爱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此，考察唐初宫廷诗，太宗是一个无法绕过的关键人物，而太宗的政治态度、文学观念及个人的雅好又的确是此问题关键之所在。 太宗自十六岁“应募”“炀帝雁门”之围，历经起兵太原，攻长安，灭恭秦，破刘宁，败夏郑，直至喋血玄武门而登基，他大好的青春都耗在了鞍桥马上、兵戈画戟中了，于诗书无暇顾及，正如他自己所说：“少尚威武，不精学业”。但太宗的过人之处即在于他能认识到自己所欠缺的学业的作用：“戡乱以武，守成以文，文武之用，各随其时”；“虽以武功定天下，终当以文德绥海内，文武之道，各随其时”。这里的“文”虽然主要偏重于有益于维护其政权统治的“礼教”，但“礼教”和诗、书确实是难以截然分开的。这一点从太宗即位后对“文”的尊崇和极力研习可见一斑：“以万机之暇，游息艺文，观列代之皇，考当时之行事”；”日昃玩百篇，临灯披五典”；“韦编断仍续，缥帙舒还卷。对此仍淹留，欹案观故典”。 作为一代君主，长其统治、永其基业当为一切行为之标准。太宗的从谏如流，礼贤下士，开疆定边并最终成就“庶几成康”之“致治之美”，都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可以想象，在太宗“致治”务实理想的驱使下，文学亦不能超越其作为政治附庸的地位和宿命。 事实上也正是如此：“追踪百王之末，驰心千载之下，慷慨怀古，想彼哲人。庶以尧舜之风，荡秦汉之弊；用咸英之曲，变烂熳之音。求之人情，不为难矣。”目用黄帝之“咸池乐”与“帝喾”之“六英乐”及尧舜时之淳朴之风才能使人情笃厚，才得帝业永昌。“比见前后汉史，载扬雄甘泉以羽畋，司马相如子虚上林，班固两都赋，此际文体浮华，无益劝戒，何暇书之史册，今有上书论事，词理可裨于政理者，朕或从或不从，皆须备载”。直接表示凡属文论事，皆须“词理可裨于政理”。在此基础上，太宗于《帝京篇序》中明确地提出了“节之于中和，不系于淫放”的明儒立礼的诗论。这样纯粹的功利主义诗论不仅和“乖巧”、“酥软”、“文字的裎裸狂”完全不相关涉相反，完全是针锋相对的。在政治先决的条件下，太宗的立场、态度不可谓不鲜明不坚定。由此可见，倾心于“求之人情”、“有益劝戒”的文学是作为君主的太宗对于文学的基本要求和基本态度。 二、太宗与文学创作主张相背的宫廷诗创作 但太宗的创作事实却与上述理论、立场、态度大相径庭，相去甚远。《全唐诗》录太宗诗68题，共98首，《外编》及《续拾》又补录10首。这百余首诗按张采民《融合与超越――隋唐之交诗歌之演进》所说区分宫体诗与宫廷诗的标准来看，绝大部分都可划归到闻一多先生所说的“乖巧”、“酥软”一类。理论和创作的严重对立成为了当代学人关注的焦点，或褒或贬，都是针对这一类“咏物写景”的宫廷诗而发的。但如果将这些抑扬之论暂存而不论，则会发现大家对这一类作品“酥软”、“乖巧”的特点还是基本认同的，这说明太宗在创作上确实是写了大量的“烂熳”的使“人情”浇薄的宫廷之作的。为什么会这样呢?笔者试从太宗的为政与为人的角度作以下推论。 据陈寅恪先生考证，“汉人与胡人之分别，在北朝时代，文化较血统犹为重要。凡汉化之人即目之为汉人，胡化之人即目之为胡人。其血统如何，在所不论。”先生虽以“关中本位政策”考定李氏父系祖上皆汉人，然细究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下所集结之团体，实是由“少数西迁胡化之汉族”所组成。姑称陇西李氏为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