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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合作经济组织革新路径 　　一、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从“合作化”的视角来看，新中国的农业发展史也可以说是一部农村合作经济的曲折发展史，合作经济一直是“三农”问题所绕不开的焦点之一。我国农村合作经济从最早的互助合作到其后的集体经济，再到现在的各类农民自助合作组织，大体经历了三个不同发展时期，每一时期的“合作经济”组织对当时农村经济的发展而言既有其必要性，也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一阶段，从新中国完成土地改革至1953年间的互助合作。这一阶段将分得土地的农民组织进生产合作社，避免了当时小农户经济有可能出现的两极分化现象，有效地保护了处于恢复时期的生产力;同时农村供销社为掌握农村资源(市场与农产品等)，巩固工农联盟提供了保证。 　　第二阶段，集体化和实行高度集中统一的“人民公社”集体经济时期。这一时期无论在所有制的具体形式、决策制度、分配方式，还是在与其他经济形式的联系等方面，集体经济已经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合作经济了，也正是依靠这种集体经济完成了农业为国家工业化提供积累的历史使命。但由于违背了合作经济发展的自愿入退、农民主体、民主管理、利润返还等原则，结果超越于社员利益，形成了产权不明、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等集体经济的体制弊病。“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制度贡献及其弊端，恰恰是其形成和解体的根源所在。集体经济的解体从经验上表明:合作经济制度是农村经济发展的普遍需求和常规制度，它的适应性和经济合理性越来越为我国改革开放后的实践所验证。 　　第三阶段，从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制的实施到目前各类农民自助组织竞相发展的时期。由于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合作经济初步具备了按真正的合作社原则发展的环境条件，这就是:产权相对独立的农户经济重现活力;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商品经济获得大发展;以市场机制为主配置资源的基本经济制度得到确立。在此前提下，农户经济由于自身存在诸如弱小、分散、生产经营条件有限、要素分布不均等缺陷，势必出现生产经营的外部不经济性和农户经济利益的流失，所以，自农户经济确立以来，从理论到实践就不断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和途径，如建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等。然而，无论是农业社会化服务，还是农业产业化经营，都离不开合作经济的组织形式，而且只有合作经济组织才能做到“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因为农民既是合作经济组织利益的主体，又是组织的所有者和决策者，所以合作经济组织对于提高弱小、分散的农民的组织程度，保护自身利益，对抗来自其它社会利益集团的竞争将起根本的作用。这正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各类农民联合与合作组织重新发育的必要性所在。与发展合作经济的必要性相比，其紧迫性更不容忽视。与合作经济应该发挥的作用相比，我国农村合作经济的发展并没有形成气候，面对市场经济和外部社会其它力量，农民仍是形单影只，分散无力，难以进行多元经营，利益得不到有效保护。主要问题就在于合作经济缺乏组织制度创新、合作主体角色异位及外部环境缺陷。 　　二、构建合作经济的三大支点:制度、主体、环境 　　从我国各类合作经济组织存在的问题出发，我们认为、构建发展规范的合作经济组织的关键在于以下三个支点。 　　(一)制度建设 　　合作经济具有这样几个基本制度特征:①自愿入退社;②农民社员是独立的财产主体，参加合作并不对他们发展自营经济产生任何限制;③民主管理，一人一票;④对内服务不以营利为目的，对外经营;(5)盈余按社员惠顾的交易额返还，股金按一定比例分红。这里，之所以对合作经济的基本原则加以明示和强调，是因为在我国目前的合作经济组织体系中，无论是社区性合作经济组织，还是各类专业合作经济组织，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不规范现象，发展的随意性较大。这在改革的初期有其破旧立新的一面，但这个状态不宜持续得过长。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规范化是合作经济组织能够持久发展的前提，为了避免再走弯路，规范化的制度建设应该提到合作经济发展的议事日程上来。但是，合作经济发展的制度建设并不是一成不变地照搬国际原则和经验。由于各国农户经济的自然基础、社会背景、文化传统存在的差异，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形式、规模、主导力量会各有侧重。我国农村合作经济发展的现状表明，在大量小规模农户经济长期存在的既定前提下，发展合作经济重在克服超小规模农户生产经营所具有的外部不经济的弱点，因此发展从事产前、产后服务的各种专业性合作经济组织是最必要的。再者，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规模要适度，因为规模运作后的合作经济组织不仅管理监督成本提高，而且大多要求较大的资金规模，这样不仅会抵消不少农民从该组织中得到的返还利润，同时还需要运作机制的创新。此外，制度建设中需要机制创新的一点是，如何减少以至避免行政干预。许多合作组织在成立之初，为了得到政府有关部门的支持与保护，就主动聘请这些部门的负责人到组织内做兼职领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