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利用外资政策内在矛盾分析.docVIP

中国利用外资政策内在矛盾分析自1979年中国宣布开放外商直接投资至今，中国吸收的国际直接投资以年均30．4％的增幅持续增长。这被认为是中国对外开放后所获得的重大经济成就之一。对外商直接投资的“超国民待遇”同样成为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重要政策工具。并且，各地方利益主体为争夺外商直接投资流入本地区以谋求地区发展和局部利益，又在国家允许的政策范围之上给外资企业以多种地方特惠，形成了中国国内的优惠政策大战。 今天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之一。外资对我国经济的发展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然而，各地方政府不惜一切代价竞相引入外资的政策已经产生了相当的负面作用。本文拟分析利用外资政策中的内在矛盾，以希望能为政府外资政策调整提供参考。 1、“以政策换资本”导致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失控 国内学术界对适度外资规模有两种定义，一种是将适度外资规模定义为“外资对内资只起补充而不起替代作用时，国内经济增长所需要的具有偿还能力的外资规模”。另一种对适度外资规模的定义是“一国在其经济发展的一定时期，外资对内资只起追加而不起替代作用的情况下，国内经济发展客观需要，能被经济发展所实际吸收且具有偿还能力时的利用外资规模”。这两个概念都明确揭示了适度外资规模与经济发展间的内在联系，这种联系包含三层内容，其一是外资与内资的关系是，外资对内资只起补充和追加作用，而不是替代作用；其二是一国在一定时期内经济发展所需、为经济发展所实际吸收的外资；其三是所吸收外资不能超出一国的偿还能力。这里，外资的概念显然是广义的，从偿还能力的角度看，它更多涉及外部贷款和债券形式的间接投资。 外商直接投资不只是一定量的外来资本，更重要的是它所包含的技术、知识、管理技能，以及有效组织这些资源的方式。因此，从效率角度衡量，外资可以替代内资，但不是简单的替代。简单替代有两种形式，一是外资本身并非全部用于生产投资，二是外资进入生产领域，但效率低下。外资对内资的有效替代表现为，外资的投入对国内的生产能力具有提升作用，外资的投入具有带动内资的刺激效应。当然，有效替代的一个前提条件是东道国对外国直接投资积极效应的有效吸收能力，决定这一吸收能力的两大关键是：国内的配套投资能力，即每增加吸收一单位外商直接投资所需与之配套投入的国内投资；另一个则是国内的技术消化能力，即每吸收一单位外商直接投资后配套投入的国内投资中用于追加的技术投入。国内投资乏力、技术投入不足，就无法实现直接投资的最佳吸收效果。 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最初的动机来自于国内资金不足和出口能力低下，因此，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最初政策目标就是加速资本形成和扩大出口创汇。在“以政策换资本”的口号下，以弥补资金不足为目标一度导致全国各地不计优劣、不计成本的招商引资热潮。尽管在1986年颁布《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规定》时，直接投资应对国家的出口有所贡献，应对国家的技术提高有所贡献已受到重视，但是出口结构的提升，技术创新能力的积累等具有战略发展的部分仍未提及，简单意义上的加工区仍是直接投资引入中主要的形式。 “以政策换资本”的思路导致对外资数量的追求超过了对外资作用的追求。盲目建立开发区，简单追求外商投资规模扩张(有时，甚至只是外商投资的合同规模)使我们付出了国内土地、人、财、物等资源的浪费、国内生产能力闲置、投资的边际收益下降的沉重代价。低层次技术的重复引进不仅浪费了资源，而且对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具有明显的外在压制效应，对于这类项目的优惠政策不仅浪费了政府的财政资源，还排挤了国内更有效率的投资。另一方面则是国内投资及技术改造投入不相匹配，无法充分吸收直接投资的积极效应，致使某些地区的外商投资规模远远超出有效吸收规模，政策收益无法真正转化为发展动能。 2、以“市场换资本”导致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市场结构失控 市场结构失控是指外商已经在中国的多个行业，如洗涤用品，饮料、啤酒、轮胎制造、程控交换机、移动通讯设备、大规模集成电路和家用电器等行业确立起市场垄断结构。市场结构失控不仅涉及个别竞争对手的生存，而且可能导致整个行业的发展游离于国家宏观发展战略之外。当这个行业是主导国民经济的命脉时，还会从根本上削弱国家抵御外部经济冲击的能力。 与“以政策换资本”相似，“以市场换资本”的策略也只是以追求外资流入为决策目标，忽视了长期不利的效果，假如缺乏对外资积极效应的利用，未能从引入外商直接投资中蓄积起自身的竞争能力，又如何能赢回被换走的市场呢。 外商在我国实现市场垄断的主要手段包括： 第一，通过对同一产业或同一地区内国有企业的兼并、收购、以及系列投资，实行产业或地区内一体化的控制。随着改革的推进，外商只能收购兼并小型或亏损国有企业的政策限制在不少地区被一再突破。外商从重点购并效益较好的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