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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化组织结构及中国农业合作化模式探索一、中国农业现代化道路选择 自2007年5月份以来，国内市场的猪肉价格出现了持续上扬的趋势。商务部官员指出，引起此次猪肉价格上涨，最根本的原因是猪肉供不应求，拉动价格上涨。农业政策的改革，使农业更深地卷入了市场大潮中。传统的小农生产方式明显已经很难适应，分散的农户也很难在市场中有立足之地。他们就成了市场风险的最大承担者同时也是市场利益的最小得利者。所以，在这样的形式下。不得不逼迫我们去思考这样的问题，即在我们目前的国情下如何走出传统农业，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问题。农业现代化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也不简简单单就是农业机械化问题，更深层的是生产方式的变革和组织形式的创新。 问题的根源还是在我国农业生产方式上。时至今日我国在农业发展上已经历了土地改革、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人民公社、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的劳动生产率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但在广大农村仍以传统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为主，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问题还是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现代农业的发展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规模经营，在此基础上才有生产手段和管理方法的科学化。如若一家一户的分散经营是谈不上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尤其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样的生产经营方式无疑加重了农民在市场博弈中的弱势地位，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市场交易风险。 现阶段在中国农村如何实现规模经营和农业的现代化?有学者曾从自由主义的角度提出，通过土地私有化和完全的自由交易和市场竞争来实现规模化发展。实践上，这样的道路在我国是很难行得通。不但不能给农民带来利益，相反，可能的结果是把大多数农民推向毫无保障的境地。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看，合作化和发展合作经济组织在我国农村才是一条真正切实可行的道路。 合作经济组织在农业和农村发展中可以发挥以下功能：农民通过自身的联合，创造发展条件，发展壮大为成员共有的合作经济；另一个方面，通过联合，推动土地、劳动、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的整合和配置，能更好地调节家庭经营结构，使每个家庭经营都能寻找到一条最能使自己发家致富的路子；第三个方面是，这类组织对成员内部是服务，非营利的，而对外要追求利润最大化，合作组织能创造更多为成员所有的财富。 二、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结构特征 合作经济组织要有效地发挥上述功能，在组织形式和结构的设计上就必须要考虑如何能够协调好农民的地位及其与组织的关系，将农民的利益切实地整合到组织的目标中去。 从性质上讲，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应当是属于非政府组织，是成员自愿参与合作，资源共享的互益团体，是一类具有明确目标和规则的正式组织。国外的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大多是农民自己联合的自治组织。中国现在有社区成员共同所有的集体合作经济组织，有国家在农村办的为农民服务的合作经济组织，如供销社、信用社等。再就还有各种类型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从领办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主体来看，国外农业合作组织大多是由合作成员平等协商、自愿联合、共同创办。我国的情况比较复杂，有领导主体多元化的现象，有农村能人牵头，农民自愿参加；有工农龙头企业牵头，农民自愿参加；有工商资本进入农业牵头领办，农民自愿参加；有国家单位牵头，农民自愿参加；还有集体经济组织牵头，农民自愿参加等等。 那么，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形式和结构如何才能既有利于农业经济的发展壮大，又保证广大农户的利益不受侵害，尽可能地实现两者的共同发展?在这一点上日本企业集团的网络组织结构是非常值得借鉴的。企业集团往往围绕一个银行组织建立以金融为核心的网络组织，在他们的企业集团关系网中，公司之间是相互联系的，不十分独立，但也远非集成，在网络内部允许这些分开的组织共享不对网络外企业开放的资本、技术和人力资源。在日本的农业现代化发展史上同样有着类似的组织形式与结构，比如说日本的农协组织。日本的农协网络非常庞大，触角深入到农村各地，几乎所有的农户都加入了当地农协。其主要职能之一就是将分散的农民组织起来，为他们提供产、供、销一条龙服务。另外，政府也依靠农协推行其农业政策并实现对农业的间接调控。农协积极参与并影响政府农业政策的制定，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当前日本农产品价格居高不下以及大米市场长期不对外开放的情况，都是因为农协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我国，一些地区对欧美、日韩等国的农村经济合作模式进行了取长补短，探索在资金、技术、流通等一体化的农业经济合作化的道路，例如浙江瑞安农协与瑞安农村合作银行的合作联盟关系。瑞安农村合作协会，是合作银行、供销联社以及近百家农民专业合作社、村经济合作社，在农办、农业局、科技局以及人民银行、银监办等部门的支持下，自愿采取多层次联合组成，这在全国范围内是一次制度上的创新。建立金融为核心的农村经济合作网络不但有利于解决我国农业发展中的最大的资金问题，而且能为农民提供产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