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畜双承包制度下牧民抗击自然灾害能力减弱及合作经济组织减贫效应.docVIP

草畜双承包制度下牧民抗击自然灾害能力减弱及合作经济组织减贫效应哈日高毕嘎查位于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东乌旗西南部，有179户牧民，1999年曾被选为自治区百强嘎查，2001年没有贫困户。在双承包制度下，自然灾害的风险无法被有效缓解，导致了相当数量牧民的贫困。而嘎查基于自己组织优势的努力，使得贫困化趋势被遏制。 一、草畜双承包制度下牧民抗击自然灾害能力的减弱 1983年，人民公社制度解体，嘎查开始实行家畜承包制。家畜承包制实行初期，家畜数量有了更多的增长。主要表现在羊的增长，而大牲畜则减少，因此，如果按羊单位来算的话，牲畜并不见得有特别大的增长。但是，羊的增加、定居的进一步发展，都使得畜牧生产对草场的利用强度增加，开始逐步使得草场退化。 1997年开始进行草场的家庭承包。1999年，该嘎查被评为自治区百强嘎查，当时，有7万多头牲畜。也就是从1999年开始，嘎查开始划分草场。对于当时的3户贫困户，政府专门给了扶持，但当时的贫困户也是有自己的牲畜的。全嘎查没有一户无畜户。 1999年可以看作全嘎查生产和生活发展最好的年份。但是，对于草原畜牧业的生产来说，草场的资源承载量、气候条件、畜种结构和草场资源的匹配程度是基本的条件。这些条件中的一部分正因为双承包包制的施行而悄悄发生变化。牲畜和草场的双承包制在短期内没有让牧民们见到不好的方面。由于人民公社的牲畜本来就是以牧户的私有牲畜入“畜股”形成的，搞家畜承包事实上就是将家畜重新划归牧户私有，草场也在事实上成了牧民的私有财产，划分后并没有跟进严格的草原生态监测。双承包制使得牧民不仅根据草场短期内可以容纳的牲畜数量，而且开始根据自己不断增长的消费需要扩大牲畜数量。这也就是1999年牲畜数量增加到7万多头的直接原因。但是，在牲畜头数增加的同时，牲畜的畜种结构在发生明显的变化，大牲畜减少，羊大量增加，多数草场面积存在过度放牧情况。但是，这些对畜牧业生产的影响还没有等到彻底暴露出来，2001年的一场大旱灾就将生态和生产之间的矛盾以极端的形式暴露给牧民。 2001年的旱灾使全嘎查的牲畜头数锐减了一半，一些人家成为无畜户。然后是连年的干旱。据说，2006年的干旱又是50年不遇的大旱灾。在这几年中嘎查的贫困人口日益增加，到2007年10月，全嘎查牲畜头数只有1.8万头只，还不到1999年的1/4,人均24只，低于人均30只的贫困线标准。全嘎查171户中，有贫困户61户，其中无畜户36户。 除了天灾导致牲畜死亡使一部分人陷入贫困以外，更多的原因还是制度性的原因。这一嘎查出现的贫困是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内蒙古牧区整体贫困化趋势相一致的。我们这里可以就初次调查的印象，以整个内蒙古牧区为参照来描述这个嘎查贫富分化的过程。 二、草畜双承包制度下牧民抗击自然风险能力何以减弱 第一，原有人民公社体制内可以提供的生产和生活困难保险不复存在，增加了牧民的生产和生活成本。划分牲畜使得牲畜头数增加不再受牧场范围的限制，对草场的破坏加剧，而草场承包又限制了四季轮牧的可能，也进一步使草场过牧，这使得在合理的技术配置下组合劳动力、畜群和草场的可能性不复存在，并导致草场过牧的后果，使得生产趋于在越来越低的产出水平和越来越短期的可持续水平上进行。上述机制对于所有牧户都是存在的，但是由于一些牧民分家，而年轻一代上学时间到旗里上学，脱离牧业生产，到成家立业时缺少牧业生产技能；部分家庭出现大病或有残疾人，也限制了家庭整体的劳动能力，增加了相关医疗支出。在应对家庭承包制带来的新的生产要素优化组合的挑战中，起点不同的牧户开始拉开了差距，应对能力不同的牧户之间也开始拉开了差距。 第二，草畜双承包不仅在牧户个体水平上打破了生产的良性技术配置的可能，使不同个体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而且改变了嘎查内部牧户之间的生产合作关系，使得牧户之间转入一个恶性竞争的关系。人民公社制下嘎查可在内部优化劳动资源配置，划分四季牧场优化草场资源的配置，通过组织集体劳动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畜群的产出水平。各个生产要素之间初步实现优化配置。但是，在草畜双承包下，由于划分到户的草场规模和畜群规模已经脱离了技术上允许的最优配置水平，而承包制的个体使用制度又增加了个体间合作使用生产要素的成本，故多数情况下，同嘎查的牧户之间首先是对草场利用的竞争。各牧户竞相扩展牲畜头数，首先对公用牧场进行过度放牧，一些富户还在公用牧场圈占自己的放牧地，保障其牲畜吃草，极端者甚至出租给贫困户使用。当公用牧场退化后，又对承包牧场进行掠夺式开发。一些富户开始租用贫困户的牧场进行掠夺式使用。当嘎查内部之间的农户开始竞争使用资源时，那些有经营能力的富户逐步开始赢得优势，并通过租赁贫困户草场逐步固化并扩大了收入差距。贫富分化的因素中除了有劳动和经营能力的差别外，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