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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海地区财富分配马太效应普查部分社会群体贫富分化 在发展中加速 日前,记者在东部沿海地区进行民生问题调查中发现,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的进程,由于没有及时处理好公平和效率的关系,导致一些社会群体利益格局被重新调整,社会财富分配的“马太效应”十分明显,贫富差距越拉越大。 传统的社会阶层在发展中迅速分化 有1.5万多名正式职工、9500多名农民工的青岛港集团是一个效益良好、职工收入高的优秀国有企业,去年该集团人均收入7万多元,是青岛市民平均水平的3.5倍。 但记者发现,这个企业一线工人的工资绝对额10年多来是年年上涨,但在整个企业中的收入地位却不断下降。与管理层的平均工资相比,工人的相对工资水平从20年前的最高下落到目前的最低。 1988年,为了改变工人工资低、积极性不高、劳动环境脏乱差等局面,青岛港在董事局主席兼总裁常德传带领下出台了倾斜一线的21条政策,“一线工人收入最高”的状态一直持续到2000年。之后,为了加速企业发展步伐、提高企业发展水平,青岛港的收入分配逐渐向管理岗位、专业技术岗位倾斜,分配机制逐步变化。 一位叫任敦明的中层管理人员说:“1992年时,我的工资才300多元,一线工人能拿到500多元;1999年,一线工人能拿到1600多元,我能拿到2000多元,差距也不大;2004年时,我已经可以拿到4000多元的岗位工资,现在我已经能拿到接近1万元了,但工人也就两三千元。” 10年内青岛港管理层的工资翻了五倍,而一线工人的工资仅仅翻了一番,尽管工人的绝对工资水平并不低,但是与管理层的差距在不断拉大。 记者了解到,同在青岛的著名企业海尔、海信的平均收入只有青岛港职工的一半左右,普通工人月收入1000多元。山东省财政厅国库处处长袁培全说,山东省企业职工工资收入偏低,但山东企业实现的利润总额多年来排全国第一位。所以,山东企业的高利润,某种意义上是用企业职工的低工资、低社保换来的。 “工人新村”与贫民社区的历史“轮回” 位于上海闸北区天目中路749号的番瓜弄社区,在解放前是上海市非常有名的贫民窟,矮小的“滚地龙”挤满了大批无家可归的穷苦人。新中国成立后,经过改造,建设了大批新楼房,这里成为产业工人的聚居区,面貌焕然一新。番瓜弄的变迁当时还作为典型写进了上海的小学教科书。然而,今天的番瓜弄又重新沦为不折不扣的贫民社区。番瓜弄社区目前居住了1680户居民,每一层楼住了6户人家,低保户有178户,比率超过10%,是上海典型的低收入群体聚居区。几乎所有的家庭都是三四户人家共享一个厨房和卫生间,居住条件非常艰苦。 社区干部告诉记者,番瓜弄社区1964年建成,上世纪80年代能住到这里的产业工人,大都是敲锣打鼓来的,非常高兴。因为当时要在这个小区分到房子,一般都是厂子里的“五好工人”。从90年代开始,工人下岗越来越多,大批产业工人陷入贫困。 社区居民李存荣今年53岁,是上海市铁路局的机车维修工,一家三口在21平方米的房子里居住了14年。包括李存荣在内的三户人家共八口人,分甲乙丙三户,一起住在一套51平方米的房子里,共用厨房煤气和卫生间。天气炎热,生活非常不便。 尽管条件艰苦,但是回忆起当初分房时,李存荣还是很骄傲的。他说,这个房子是他妻子在上海市印染化工厂里表现好,在1996年时分到的公房,全家就高高兴兴地搬了进来。妻子王纪芬原来工作的企业2001年关门,几百名工人全部下岗,她也下岗回家,女儿如今在上海电机学院上大二,一年仅学费就要1万元,还不算生活的开销。一家人就靠李存荣一个月约2000元的工资紧紧巴巴过日子。 “像我这样的家庭情况在这片社区里属于中等,”李存荣说,“幸好我们夫妻俩现在身体很好,都没有什么病,所以家里一切还都是比较正常的,但是像邻居家里有重病的,情况就非常困难了。隔壁潘文龙患有高血压、心脏病、肾脏积水等多种疾病,没有劳动能力,2000年妻子因肝硬化去世,儿子在上海工程技术大学上学,为了维持生活平时给学校图书馆打工,后来到一家“不夜城”接电话,一小时工资10元,一天要干四个小时,学费全靠贷款。 “原国有企业产业工人多的地方,贫困户群体就多。”上海市民政局一位干部告诉记者。如上海杨浦区,当年产业工人50万,占上海全市18个区县的十分之一,目前,该区吃低保的人口有3.4万人,也占全市低保人口的近10%。另外,区内还有大量的“低保边缘户”,数量难以统计。2009年初,上海市将低保标准从400元调整到425元,虽然只提了25元钱,仅仅一个杨浦区“吃低保”户骤增2000多人! 民营经济发达地区渐成“青橄榄形”社会 在民营经济发达的浙江温州,记者看到了“橄榄形”社会的曙光。至少从本地户籍人口层面,当地均富水平比较高,大部分群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