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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南乡村地权制度变迁探究诺斯的理论：制度变迁存在“路径依赖” 诺斯在其《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一书中指出：制度变迁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它的既定方向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因此，“人们在过去做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同时，由于个体改善经济绩效的能力受到心智模式和个人能力的影响，积累起来的知识存量又被置入人类学习之中，构成了路径依赖形成的前提。 路径依赖具体表现在以下三点：第一，政治过程影响制度选择。在这一过程中，包含了大量的讨价还价、度量和强制的交易成本，其结果往往是非效率的，制度选择和路径依赖是不同利益集团的政见的反映。显然，诺斯已经认识到权力的重要性，因为与制度框架相互依赖的组织和利益集团会竭力维护现行的制度，阻挠制度变迁。第二，制度变迁是一个适应性学习的过程。第三，制度的非效率是历史的常态(而非例外)。沿着既定的路径，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变迁可能进入良性循环的轨迹，也可能顺着原来的错误路径滑下去，被锁定在某种无效率的状态之下。要扭转路径的方向，往往要引入外生变量或靠政权的变化改变现状。 地权制度作为促进经济增长的核心制度，同样遵循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性。由于受制度变迁成本、制度改进中不断“试错”的效应、政府维护自身利益最大化意愿等因素的制约，决定了土地产权制度变迁沿循一定的路径向前发展。 同时，研究证明，一个地区的初始资源禀赋状况深刻地影响着地权制度变迁路径，甚至某种程度上决定着其演进的模式。即：初始制度体系一旦形成，其演进中的报酬递增特性所导致的路径依赖就会作用于其后的制度变迁，使制度演进沿着既定的轨迹运行。 苏南乡村地权演变脉络：明清至现在 明清至家庭承包责任制之前时期的地权模式。抛开更早的地权制度不谈，苏南乡村的地权配置，可以划分为明清和民国时期、人民公社时期、家庭承包制时期、新时期四个时期。明清时期的苏南，是全国最为富庶的地区之一，经济的繁荣使其人口急剧增长，导致人均用地减少，人地矛盾加剧。苏南乡村土地制度是封建土地所有制，土地主要由皇室、贵族和地主占有，地权配置基本上是一种“皇室一地主”模式，农民拥有很少或者完全没有土地。皇权和绅权把土地、高利贷、商业三者巧妙地结合起来，组成了一个结构十分牢固的集团。由于土地的自由买卖使得土地产权自由转移，理论上讲，应该是资源优化配置的过程，但由于市场发育成度低，明清时期土地基本是官僚、商贾运营的对象，结果是土地大规模兼并，造成农民生存环境恶化，引发种种社会危机。 民国时期，国民党政权始终没能把国家力量真正贯彻到乡村社会，无力完成对地权的最终控制。土地地主私有的现实导致对农民土地利益的极大损害，以至于最终促成了代表农民利益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诞生。 土地改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政权强烈干预地权的一种变革过程。这时国家政权与地主阶级(乡村权威)之间表现为“强进―全退”的格局，地权模式表现为“地主一农民”模式。同时，虽然通过政权力量实现了土地均分，但并没有消灭土地私有制。就这一阶段而言，在一定程度上不是一种制度创新，因为土地改革后农民的土地私人产权与改革前封建地主的土地私人产权同属于土地私有制的范畴。土地改革也没有创建出一套防治乡村社会再度出现两极分化的机制，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因此在土地改革不久，又出现土地集中和两极分化的状态。 互助组时期完全消灭了地主土地私有制，在国家政策引导之下建立起农民土地所有制，体现了国家政权支持下的农民拥有清晰产权的制度绩效，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此时，互助组开始具有了集体经济组织的特征。初级社具备了集体产权的雏形，是一种“弱集体―农民”地权模式。这种在国家政权的干预下、农民依然具有产权的地权模式，仍然发挥了较高的制度绩效。在农民拥有土地产权的情况下，国家干预与农民收入的提高呈正相关关系。 高级社开始由产权明晰的农民私人所有制进入产权模糊的集体所有制时期，但由于经济发展的惯性，仍然保持了较高的农业经济增长。本文认为，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在地主阶级消灭、乡村权威尚未重现、而由国家完全控制乡村的时期，没有出现损害农民利益的利益集团。这种地权配置方式是一种“集体一农民”模式。在极短的时间，由农民所有制变革为集体所有制，集体行使国家赋予的管理农村生产经营的权力，与国家有着共同的利益，即发展农业生产、提高农民收入水平。 人民公社制度时期，土地产权控制表现为“完全国家”模式，国家控制史无前例地深入、渗透到中国乡村土地制度的各个方面，导致了“国家政权内卷化”现象。集体组织以国家政权“代理人”的角色诞生，代表国家管理整个乡村社会。这种完全国家控制、农民几乎无任何权力的乡村土地制度，大大地限制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是一种由国家创立的地方政权与农民之间的强制性“委托一代理”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