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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复垦 从事复垦 传承复垦改革开放30年，《土地复垦规定》颁布20年，我的深刻感受是：正是改革开放带来的人的解放和对知识的尊重才使我走上认知土地复垦、献身土地复垦、传承土地复垦的科学之路。 回首土地复垦20多年之际，我与我的导师赵景逵先生进行了一次对话，师生的共同回忆，大约能为我国土地复垦研究、尤其是矿区土地复垦研究历程作一个见证。 一封海外来信及“大寨田”的启示：开启了矿区土地复垦科学研究的国际合作交流大幕 白中科：“土地复垦”一词，现已为多数人耳熟能详。但在20世纪80年代初，却还是一个不甚为人了解的新术语。即使当时我这个学林学专业、熟悉土壤学、农学、植物生态学的本科毕业生，也根本不懂土地复垦。 赵景逵：我有个学生叫李仁生，20世纪80年代赴美读博士。1986年他从美国来信，谈到在美国的导师――弗吉尼亚州立大学暨理工学院的李(W.Lee Damiels，现为国际土地复垦家联合会秘书长)，希望能与我协作研究矿区土地复垦。我当时也弄不懂矿区土地复垦究竟是什么?无法回信。时隔半月，我大学老师――中国农业大学的夏荣基教授来山西农业大学讲学，我得以求教夏先生。夏先生半开玩笑的问：“你会修大寨田吗?”我说：“会。”夏先生说：“那你就会搞了。” 文革期间，“农业学大寨”是最响亮的口号，修“大寨田”是学大寨的关键，山西搞农的基本都懂修“大寨田”!学土壤学、农化学与教土壤学和农化学的教师，更能找到修大寨田的基本原理―也就是土地复垦的关键：以造地、造土为核心，快速生土熟化，在短期内获得农业高产的技术体系。 夏先生说今后必须进行国际协作，这是个机遇，要早回信。我立即给李仁生回信同意协作，共同研究矿区土地复垦，从而开始了我国能源重化工基地――山西矿区土地复垦的国际合作交流。1986年11月李丹及助手来山西阳泉市考察铝矿、煤矿等，同时邀请我们回访。1988年6月下旬到7月上旬，我们赴美考察矿区、矸石山、露天煤矿排土场及他的试验基地和实验室等，还和弗吉尼亚的矿区土地复垦办公室有了联系。当时，我国《土地复垦规定》尚未颁布。 尽管没有标准温室、实验室和充足的经费，依靠“人海战”也使矿区土地复垦科学研究艰难起步，土地复垦技术“不推自广” 白中科：赵先生去美国了解到矿区土地复垦的研究情况及治理现状，看到美国土地复垦研究推广已成规模，也看到了李(可作野外试验)、现代化的温室(可作培养试验)和良好的实验室(可作分析测试)，深感我国土地复垦研究开展的紧迫性。回国后，立即对山西矿区土地复垦的现状做了调查。认为尽管课题经费非常有限，不可能添置现代化设备，但研究必须立即开展。 赵景逵：是的。山西农大附近没有矿山，最近的矿区在阳泉市(乘火车需要3个小时)。所以决定试验场先设在阳泉市。不能建立试验场，就做小区试验和微区试验；没有温室，暂时不做培养试验。一切工作只能做到“具体而微”的地步。但实验精度绝不能降低。用人工来替代现代化的记录式仪器。加强现场的观察、记载，发现问题立即集体讨论、研究，这类方法我们称之为“人海战”。“矸石山风化厚度的研究”、“矸石山风化层上覆盖物的研究”、“露天矿排土场生土熟化研究”等成果，大都是野外调查及在“小区试验”的基础上加强观察、记录，并及时讨论得来的。这种发现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研究方法，一直沿用至今，而且试验结果直接接受大自然的考验，直接回答技术的可行性，从而使研究有的放矢，技术易为矿山、农民所接受，还能“不推自广”。 我国第一个中外合资项目――安太堡露天煤矿，给我提供了长期从事土地复垦科学研究和试验示范基地 白中科：我跟随赵先生搞复垦最初是对山西八大统配煤矿从南到北搞调查，并在阳泉市铝矿排土场和阳泉煤矿矸石山做试验，从此我入了土地复垦的门。因有土壤农化基础，初步的复垦小区试验结果在国内的土地复垦界挂了号。但我们仅掌握了一些不成系统的复垦技术，有不少的理论问题，如“矿山土”的演变规律、煤矸石山中“托水层”的形成条件、非积水黄土地塌陷裂缝的充填技术等，皆因经费问题而未系统的继续观察验证下去。 1984年4月，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第三次会见美国石油大王哈默，建立了我国改革开放的第一个中外合资项目――安太堡露天煤矿。同时，这块改革开放的试验田，也为我们提供了土地复垦科学研究的机会。 到2008年，国家的“八五”、“九五”、“十一五”攻关课题、自然科学基金、教育部重点项目和重大项目培育基金项目等，都在该矿区展开了实施、验证；“排土场堆状地面防止水土流失”、“排土场暂时性、过渡性、永久性的水土保持设计方案”、“耕地恢复期”、“耕地动态平衡年”、“矿区生态系统演变模式论”等概念皆由此提出。在这里我不仅完成了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我的30多位研究生、10多位博士和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