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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时代的汉字与汉字书写 　　陈龙海，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互联网改变了世界，意味着改变了接触互联网的每一个人的日常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从办公无纸化、人机互动到大数据、云平台，直至微博、微信等，一切都以超乎我们想象的速度在迅速改变，人们接受知识和资讯的途径越来越宽阔，也越来越畅通和便捷。“日月光华，旦复旦兮”已成为历史，“苟日新，日日新”才是当下的互联网文化生态。而跨越各种终端设备的网络形态，不仅激发了我们无限的想象力，也预示着我们无法想象的未来图景。 　　在互联网的文化语境下，无论汉字书写还是汉字本身，都不可避免地被互联网所笼罩、所裹挟，烙上了鲜明的时代印记。就汉字书写而言，我们要问的是――“书写”还在吗？“书写”还剩下多少？当键盘敲打广泛地取代“手书”时，这已经不是问题了；就汉字本身来说，越来越多类型（style）的数字化汉字的出现，彰显了汉字的多样性特色，而无门槛的进入，则对汉字的规范性和汉字自身的审美特质，都是一种戕害。因此，互联网时代的汉字与汉字书写，都面临着严峻的时代挑战，需要我们审时度势，做出理性的回应并探究尽可能有效的应对措施。 　　一、百余年来的两次书写革命：第一次是钢笔等硬笔取代了毛笔成为书写的主流工具；第二次是敲打取代了手写 　　上世纪初，随着钢笔（自来水笔）、圆珠笔等硬笔的发明和引进，延续了自甲骨文时代算起已3300多年的书写工具――毛笔逐渐被硬笔所取代，当然，这个过程较为漫长，一些从毛笔时代过来的文人依旧迷恋和习惯于用毛笔书写，如鲁迅、钱玄同、俞平伯等。相对于毛笔，硬笔作为书写工具比毛笔容易掌握，书写便利，极大地提高书写效率。鲁迅先生曾作过一篇《论毛笔之类》，文中说： 　　我自己是先在私塾里用毛笔，后在学校里用钢笔，后来回到乡下又用毛笔的人，却以为假如我们能够悠悠然，洋洋焉，拂砚伸纸，磨墨挥毫的话，那么，羊毫和松烟当然也很不坏。不过事情要做得快，字要写得多，可就不成功了，这就是说，它敌不过钢笔和墨水。 　　先生之说，言简意赅。由此可见，钢笔等硬笔已取代毛笔成为广泛而普遍的书写工具，实在是人们的自然而然的选择，也是社会文明演进，现代生活节奏加快，文字应用日趋繁复的必然结果。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毛笔并没有退出历史文化舞台，而是与钢笔等硬笔并行不悖，相辅相成，但，无疑，钢笔等硬笔已成为人们日常书写的主要工具。 　　中国人的书写工具从毛笔到钢笔等硬笔，不啻于书写史的一次革命，其结果是，随着对毛笔的疏离，国人的汉字书写水平逐渐下滑，用今天的标准来衡量，旧式文人几乎人人都可称作“书法家”，因为从他们发蒙开始，识字与习字就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也是中国自古以来的传统，如南北朝时期梁朝产生的蒙学读本《千字文》，梁武帝诏令散骑侍郎、给事中周兴嗣编纂，为四言韵文，包罗万象，全文1000个不重复汉字（以繁体字而论）集王羲之书法而成。当然我们现在只能看到文字内容，而已看不到文字载体了。至迟从唐咸通年间开始，蒙童习字从描红（或谓描朱）开始，内容多为“上大人孔乙己”之类，鲁迅小说《孔乙己》中的主人公“孔乙己”这个绰号就与描红有关。旧式文人虽大多无意于成为书法家，因为有扎实的“童子功”，加上毛笔是它们的日常书写工具，所以，能写一手具有美感的毛笔字就不算难事了。而当我们与毛笔渐行渐远的时候，“毛笔文化”的整体社会根基已经动摇，它的衰退则是不期然而然的历史文化遭际。 　　余秋雨在《笔墨祭》中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世界的毛笔文化，现在已经无可挽回地消逝了。”他认为：“过于迷恋承袭，过于消磨时间，过于注重形式，过于讲究细节，毛笔文化的这些特征，正恰是中国传统文人群体人格的映照，在总体上，它应该淡隐了。”最后，他不无酸楚地说：“健全的人生须不断立美逐丑，然而，有时我们还不得不告别一些美，张罗一个个酸楚的祭奠。世间最让人消受不住的，就是对美的祭奠。”尽管余氏之“祭”带有些许的矫情，也有对毛笔文化的当下情形和未来趋向的误判，但我以为，其中还是不乏文化关怀的因子，并多少道出了一些实情，因此并非完全的杞人之忧。 　　如果说，第一次书写革命，导致了毛笔文化的“淡隐”，但中国人的书写行为还在，只是使用不同的工具，应该说是用一种更为便捷的工具在书写，而当键盘敲打取代手写的时候，人的书写行为都被取消了，这“第二次革命”才是最致命的。它中断了汉字与国人的血缘，将昔日人们手写时人与纸笔的亲密合作，变成了人与键盘的冰冷交互；那种笔在纸上划过的曼妙声响以及笔下流逸出的张扬着个性与情思的笔致和笔势，变成了千篇一律的程式化制作形体，于是，汉字那形、那音、那意就成为搜狗或五笔的固化记忆，当我们重新拾起笔来书写时，许多字形已经模糊，似曾相识，似是而非。离开了电脑的书写，已经陌生化和边缘化了。 　　二、数字化（或电脑体）汉字无门槛的进入，对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