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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被汇率笼罩战略对话如果美国人以是否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取得突破来判断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价值，那将是一个错误 5月22日清晨5点钟，华盛顿的罗纳德里根大楼内已经有近百人在忙碌。四个小时后，第二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将在此开幕，来自美国财政部、国务院、能源部的众多工作人员做着最后的准备。 “财政部主导，其他部门配合。平时开会哪会有这么多部门这么多人。”国务院一名官员告诉《财经》记者。 的确，从5月22日开始，为期两天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不仅是中美经贸交往中最盛大的论坛，在世界各国的双边交往中也是罕见的规格。华盛顿几乎汇聚了中美两国所有与经济有关的内阁成员：中方由副总理吴仪作为国家主席胡锦涛的特使率队，15名正部长加上副部级官员24人；美方是财政部长保尔森领衔，有8名部长、6名部级官员以及美联储主席、进出口银行主席、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席等等。 “单单这个阵容，就表明中美两国对双边经贸关系的高度重视，表明两国经贸关系健康发展的重要性。”吴仪评价说。 从22日开始到23日结束，议程排得满满。一位知情人士告诉《财经》记者，争论和最后结果的达成，一直持续到闭幕式前最后几分钟。 “当你费了这么多人力物力，把几乎所有的美国内阁成员和中国部长们集中到一起开会，你会期待更多。”哥伦比亚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学者荣大聂（Daniel Rosen）对《财经》记者说。 最终成果包括了民航、金融服务业开放、能源环境合作等多个方面。面对财政部拿出的三页协议成果清单（参见本期“解读SED成果”），只是因为美国朝野特别是国会对人民币汇率抱以近乎执迷的关注，成果没有引发热烈的反应。 长期与短期 在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支持下，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从2006年8月起开始成型。当年12月，双方在北京举行了第一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美国三分之一的内阁级高官云集北京。中方阵容也同样强大，充分显示出双方对战略经济对话机制的重视与肯定，但会议取得的具体结果却十分有限。 在华盛顿举行的第二轮对话，首先就面临一个长期战略还是短期成果的问题。中方希望讨论长期和全局性议题，美国政府同意以此为目标，但是提出需要短期可视成果来巩固信心。 长期和短期之争的火药味，在对话开幕式上已经开始出现。 5月22日开幕式上，保尔森在演讲中几次提到近期成果，希望中方能在保持长期接触的基础上，拿出具体的短期行动回应国会，也保持美方对战略经济对话的信心。 怕说得不够明白，保尔森在演讲的结尾用一种貌似轻松的口气，道出需要短期成果的迫切心情：“美国人有很多优点――我们勤奋工作、善于创新――但是我们缺乏耐心。对于这种看重行动的传统而言，对话这个概念都可能显得太消极了。” 吴仪在发言中毫不示弱。她提出的三点建议，回击了来自美国的贸易压力，警告日益抬头的保护主义，而且暗指美国不应当将自己的经济问题归咎中国。 “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对抗丝毫无助于问题的解决，施压只能使问题趋于复杂化。”吴仪说。应当认识到两国经济结构和生产要素禀赋各有不同，应当首先着眼于国内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加强合作，而非“动辄把自己国内的问题拿来指责对方。甚至试图通过施压和对抗的手段将自己的想法强加于别人。” 双方交锋的主要原因是日益增长的中美贸易顺差和由此引发的政治压力。据美方统计，2006年，美中货物贸易逆差的数据是2325.48亿美元。由于双方统计方法的差异，中方的数据是1442.6亿美元。尽管统计上存在很大差异，但美中货物贸易逆差在逐年增长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至于增长的幅度，按中方数据来计算的话，2005年双方货物贸易差额比上年增长了42.2％；2006年则比上年增长了26.4％。如果按照美方数据，这个增长的幅度更大。中国已经取代日本，成为美国货物贸易逆差的最大来源国。 美国指责中国的汇率、经济政策和经济结构为出口提供了优势，导致了贸易逆差不断增加。但行政和立法两大部门开出的药方各不相同。国会提出的解决办法是要求中国人民币大幅升值，财政部则建议中国开放金融市场并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前者希望诉诸立法和诉讼，后者则建议通过长期对话协商。 尽管第二轮对话开始之前双方提出四大话题，包括服务业开放、能源与环境、创新和改变经济增长方式不平衡，但真正争议之处在于汇率和服务业。如果说长短期成果是第一个矛盾，那么经济对话中另一个聚焦点，就是国会和财政部关于敦促中国改革的优先权之争。 “保尔森与前几任财长的立场不同，他并不认为人民币升值会给美国带来多大好处。事实上，中国和美国在制造业上的交叉地带并不大，主要目的是通过打汇率牌，在金融业开放和知识产权上获取更大的好处。”瑞士信贷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陶冬对《财经》记者说。 中方则认为，不平衡是因为亚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