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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国有企业四股重组浪潮思索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国有企业(以下简称“国企”)曾掀起四股重组浪潮。第一股浪潮是围绕着贯彻中央提出的“抓大放小”战略而兴起的。第二股浪潮是围绕着国务院八部委出台的《关于国有大中型企业主辅分离辅业改制分流安置富余人员的实施办法》而兴起的。第三股浪潮是为了尽快把企业做大做强而兴起的。第四股浪潮是在国有资产（以下简称“国资”）垄断行业，为打破垄断而兴起的。社会上对这四股重组浪潮一直是众说纷纭，褒贬不一。其中就几个方面的问题谈谈个人的看法。 对“国退民进”的是是非非 前两股重组浪潮中，不论是“抓大放小”中的“放小”还是“主辅分离、辅业改制”中的“辅业改制”，其实质都是“国退民进”。中央“抓大放小”战略是1996年提出的，当时为了使国企尽快脱困，各地政府积极性都很高，在中小国企中创造了多种国有产权量化出让的方式，在大多数地市以下的国企中其国资几乎全部退出。据统计，从1998年到2003年期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个数，在重组中减少40%。其中最具代表性的“陈卖光”事件就发生在山东省诸城市，陈光同志以大无畏的改革精神，创造了举世闻名的“诸城经验”。实践已经证明，当时的“国退民进”是国企改革最重大、最成功的战略决策，成效显著，有目共睹。在产权清晰、政企分开、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等方面都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同时对于搞活国资、优化调整国资布局、促进国民经济的市场繁荣、扩大就业等方面也都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2002年大型国企的“辅业改制”普遍采取民营化和产权多元化的改制方式，这是一次国企的辅业进行“国退民进”的重组活动。从长远看，不仅解决了企业剥离社会职能、分离辅业减轻企业负担的问题，而且由于改制企业产权的清晰化，极大地调动了改制企业干部、职工搞好企业的积极性，对搞活国企同样意义重大。山东省像莱钢等大型国企的“辅业改制”，实践证明是很成功的。2008年以来，当大多数国企效益大幅度下滑时，绝大部分改制企业却是效益颇佳就是一个证明。只可惜山东辅业改制并不彻底，当时阻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来自一些企业所在地方政府，担心企业剥离社会职能和主辅分离以后，把负担推给政府，却看不到给地方经济和财政收入带来的好处，也看不到对企业深远的重要意义，因而态度消极。另一方面，一些企业的领导人担心职工有抵触情绪不愿意改制，结果错过了辅业改制的最好机遇。 对于这两次“国退民进”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赞成，反对的声音很大，干扰的杂音也不小。其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意识形态方面的反对声，认为“国退民进”是“否定公有制”，是“动摇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说到底这些人的脑袋里仍然死抱着原苏联教科书中的陈旧观念不放，认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公有制”。其实，中国30年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已经雄辩地证明那种社会主义模式已经过时，真正适合中国国情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还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模式。现在可以看到，在地市以下的范围和若干已经“国退民进”的产业内，并没有动摇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也没有产生资本主义，因此判断“国退民进”是否正确，不应老是局限于意识形态中的某些旧概念，而应该用邓小平同志的“三个有利于”去检验，这才是唯一正确的思维方式。实践证明，国有产权也应该有退有进，特别是在竞争性强的产业中更适合民营、私营，国资退出更有利于搞活经济。二是用“攻其一点，全盘否定”的手法，干扰“国退民进”的战略思路。其中，香港教授郎咸平的做法最典型，他抓住确实存在的国资流失的部分案例，高调炒作，全盘否定在竞争性领域的小企业“国退民进”的必要性，得出“国企比民企好”，“国资不应退出”的错误结论。应该说在当时经济思想界干扰很大。三是确实有一些人利用“管理层收购（MBO）”、“低估国有资产”等手法，中饱私囊，造成国资流失，影响极坏，也起到了严重干扰的作用。尽管各种反对声、干扰声不断，但并没有阻止“国退民进”的改革步伐。中共“十五大”报告明确表述：“国有经济的比重少一些，不会影响社会主义性质”，报告还把非公有制经济由过去的“补充”改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报告的这些论述为“国退民进”提供了理论依据，同时这场争论也留下了不少悬念和遗憾。例如：在一些竞争性行业国资已经基本退出，如餐饮、娱乐、纺织服装、小商品流通业。但在这些领域仍有一些政府扶持的国有单位受政府保护，与民争利。像餐饮业，各级政府都设有亦企亦政的宾馆，包括驻京办事处既对内接待也对外营业，常常是产生腐败的场所。在这些领域凡是企业性质的，国资是否也应退出？还有房地产、旅游业、物流业都是竞争性极强的产业，其中的国有企业是不是也应该民营化或产权多元化？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在这些领域要做到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恐怕很难。因此是不是应明确在竞争性强的行业限制国企扩张，国资在这些领域应该逐步退出，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