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国际金融关系新形势.docVIP

当前国际金融关系新形势随着后危机时代的来临,中、美、欧围绕新的国际金融秩序和市场格局的博弈和角力态势日趋明显。面对美欧两大强权,中国作为一个新兴经济大国,如何在保持合作关系的同时,最大化地保护本国、本民族的核心利益不受侵犯,是当前各界应当特别关注的战略问题。 “奥巴马新政”的两个核心 在1976年构建牙买加体系后,国际货币体系仍维持美元本位制,而金融产业成为美国的第一支柱产业,在GDP中的占比高达20%以上(而制造业只占12%左右),这为美国保持和进一步强化超级帝国地位,居于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独享本位币的各项利益(而不承担相应义务)的同时,也强化了美国模式的内在矛盾。 “牙买加协议”的实施,导致国际资本大量向美国流入,1985年,协议实施仅仅9年后,美国即结束长达71年的国际净债权国地位,变而为国际净债务国(当年国际净债务1074亿美元),从而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明显呈现的贸易项下逆差相呼应,开启了当代美国独有的经济循环模式:经常账户项下逆差由资本项下的顺差弥补,即借他国的钱来满足本国的消费。从1985年至2010年的25年时间里,尽管经常账户逆差持续放大(2005～2008年,经常账户逆差占GDP的比例基本都在国际警戒线5%以上),但国际收支逆差(经常项下与资本项下之和)却都控制在GDP的1%范围内,也就是说,在长达25年的期限内,美国借助全新的国际货币体系,每年占用他国资本来满足本国消费,且这一趋势日渐扩大,难以逆转。 无疑,这一模式具有明显的内在矛盾:一方面,一旦美元失去国际信任,或遇到其他国际货币的挑战,国际资本净流入将会减少,则没有足够的资本支持其对超量进口商品的消费;另一方面,如美国国内消费无节制膨胀,超过国际资本净流入所能提供的支撑,则经常账户项下赤字将无法弥补,国际收支失衡。两种情况下,都会导致美国模式破产。 2008年以来,美国由“次贷危机”演化成国际金融危机,进而创造出“量化宽松”救援机制等等事件,本质都是美国模式内在矛盾所导致的结果。 2009年初,奥巴马政府开始实施“新政”,不论其提出怎样的变革口号、怎样的施政纲领,本质上都要从缓解美国模式内在矛盾入手,从而继续保持美国的领导地位。无疑,其核心在于两点:一是如何维持美元的核心(甚至是唯一)本位币地位,削弱其他货币对美元的威胁,继续保持国际资本的超额净流入;二是如何缓解进出口的失衡,尤其是大幅度增加出口,减少国内消费对国际资本的依赖。 欧元区危机的本质 2009年12月8日,全球三大评级机构之一的惠誉宣布,将希腊主权信用评级由“A-”降为“BBB+”,希腊主权信用级别在过去10年中首次跌落到A级以下。惠誉同时还下调了希腊五家银行的信用级别。惠誉称,这一降级决定反映了“对希腊中期公共财政状况的担忧”。全球股市应声下跌,欧元对美元汇率大幅下滑,开启了欧元区债务危机。 伴随着这场危机演进的,则是国际经济、金融界上下的一致逻辑:希腊财政赤字与GDP比率达12%,政府债务与GDP比率达110%,远超过欧元区3%和60%的规定上限。以这一逻辑尺度衡量,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等等均达不到要求,都面临着主权债务降级、新发债券受阻、老债券无法偿还的主权债务危机。 在这一逻辑的引领下,国际游资“不约而同”地抛售希腊政府债券、提升希腊主权债利率、提高希腊主权债CDS价格、做空欧元(欧元汇率短短几个月下跌超过15%),致使希腊无力在资本市场筹措新资金。由于担心债务危机在国家间和金融机构间蔓延,欧盟被迫启动两轮救助计划(分别达1200亿欧元和7500亿欧元),目前救助效果还未明朗。 对这场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的成因,国际舆论界普遍认为:是希腊等国自身矛盾导致的结果,也有个别分析家指出,是高盛与几家对冲基金为投机盈利而利用了希腊等国债务指标的失衡。但是,从国际经济的大局来分析,这场债务危机绝不是偶发的市场现象,其中包含了相当多针对欧元的有计划、有组织的非市场行为。 国家债务高企,是现代国家的一个普遍现象。针对1929年大萧条,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思想应运而生,尽管其间又有新自由主义的复苏,但运用国家力量,以明天的收入应对今日的支出已成为现代政府的普遍选择。美国2009年度财政赤字1.42万亿美元,超过GDP的12%,主权债务最新数字达到13.6万亿美元,超过GDP的90%;英国2009年度财政赤字1780亿英镑,超过GDP的13%,主权债务8500亿英镑,超过GDP的60%;日本2009年度财政赤字44万亿日元,超过GDP的9%,主权债务871万亿日元,超过GDP的170%。可见,希腊以及其他PIIGS(即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希腊、西班牙五国英文名称的第一个字母组合)欧洲国家所面临的债务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