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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看消费消费看收入收入靠改革长期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已近黄昏，依靠政府投资的增长方式弊病B益突出，这样，中国就迫切需要消费来拉动经济的增长。通过调整居民收入分配进而拉动国内居民消费。缓解日益严重的贫富差距就成为中国的当务之急 怎一个急字了得? 当出口面临考验、投资拉动有后患而无后继，中国经济发展的转型迫切需要消费来挑大梁时，消费却因没有收入提供营养而发育不良。2011年，由于同时面临通货膨胀和节能减排的巨大压力，这种紧迫达到了极致。 千呼万唤消费来 长期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已近黄昏。不仅仅是随着欧美市场及全球其它主要市场步入调整或衰退，过去长期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出口面临现实打击；从结构上看，13亿人制造的产品供50亿人口消费的世界工厂模式是难以持久的：况且，依赖资源消耗的出口加工型产业造成了巨大的环保问题，中国的人力成本也在不断看涨。过去仰仗的出口生命力已在消退。 依靠政府投资的增长方式弊病日益突出。2008年中国政府为应对金融危机推出的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虽然以政府主导投资的方式虽然实现了经济的“保8”，度过了危机，但地方政府以经济刺激为名义大肆举债，土地财政模式依赖加剧，不但造成地方政府债台高筑，而且导致全国房地产市场泡沫进一步吹大，并且释放巨大的流动性推动通货膨胀，使中国经济进入新的漩涡。 这样，中国就迫切需要由消费来拉动经济的增长，并且由其担当节能减排的大任，因为它不需要看国外的脸色，也不需要几万亿的财政消耗和地方举债，而且更环保。 还有一个更硬的道理是：尽管近年来中国整体经济取得了长足发展，但人均收入水平依然很低，且居民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日益下降。多年来中国过分强调了发展的效率，而弱化了“兼顾公平”的二次分配，结果一小部分人的钱袋子越来越鼓，而多数人的钱袋子越来越瘪。有数字表明，中国居民的基尼系数已经逼近0.5，成为世界上贫富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继续发展下去，会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 因此，通过调整居民收入分配进而拉动国内居民消费，缓解日益严重的贫富差距就成为中国的当务之急。 于是，我们就必须大幅增加居民的收入，并解决分配体制的结构性失衡和不完善的社会保障体制这些制约消费增长的主要障碍。 改革再难也要行 2011年国民收入分配调整将得到进一步推行――在刚刚公布的“十二五”规划建议中，提高居民收入成为确立的5大目标之一。 很吸引人的是。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官员提出中国版“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如果年均工资增长15％以上，5年时间左右就可实现倍增。这个想法的提出是借鉴日本在上世纪60年代初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1960年，日本池田内阁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成为日本经济起飞的基础和转折点。并形成了一个强大和稳定的中产阶层。 政府已采取上调最低工资和推进工资集体协商来推进“收入倍增”。大范围调整各地最低工资标准。自今年2月1日江苏率先上调最低工资到8月18日为止，全国除港澳台外的31个省份已有27个调整了最低工资标准，平均涨幅超过20％，仅甘肃、广西、贵州、重庆没有公布最低工资调整方案。推进工人工资集体协商制度，按照全国总工会的目标：从2010年到2012年，力争用三年时间基本在各类已建工会的企业实行集体合同制度。 实现“收入倍增”中国面临诸多难点。以利益最大化为根本目标的民营企业可以以效益不好为借口，拒绝实施政府提出的工资倍增计划；而部分垄断型行业国企职工的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平均工资的2至3倍。如果再加上住房、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收入差距可能在5至10倍之间，加之垄断企业若执行工资倍增计划，必然用足用活政策，最终也许会导致更大的分配不公。伴随收入倍增，有可能产生物价“倍增”事实上将抵消甚至恶化低收入者生存状况。 另一个希望是“化税为薪”。自1996年至今。劳动者报酬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连年下降，目前大约是13％；而社会财富主要流向了中央政府和大型国有企业。政府将出台的政策会围绕提高央企利润的上缴比例来进行，并且有可能实现“化税为薪”，即对于实现提高职工工资的企业给予一定程度上的营业税等税费减免。 政府将加强对高收入人群和资产类的税收管理，来部分实现对贫富差距的调节作用。具体包括加强报酬支付较高项目(如演艺、演讲、咨询、理财、专兼职培训等)的个人所得税管理：加强外籍个人取得所得的征收管理。财产转让所得征收管理(对于高收入者股权转让所得、房屋转让所得及其他财产转让所得等)，加强利息、股息、红利所得征收管理。 最后是下调税负。中国的宏观税负据有关机构的测算，已经达到了世界第二。但税负的下调必然遭到已患上税赋依赖症的各级政府的抵制，同时昂贵的行政成本也制约了大幅减税的实施。 要真正实现居民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