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政治研究”学术讨论会发言摘录.docVIP

　　“乡村政治研究”学术讨论会发言摘录|第1 内容显示中 　主题发言：刘一皋（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我的报告主要是前一段时期个人研究的体会和对今后农村研究的设想。我的第一个观点是，中国现代农村最大的变化，莫过于组织结构的变化。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我国学者对于农村经济问题的研究，特别是对十九世纪末期到二十世纪初的研究有相当的进展，但在众多研究中，对于农村组织变化的研究极少。农村组织的变革，主要源于对外界的反应，尤其是在对外界压力的压抗中发生的。这是我的第二个观点。 第三个观点是，组织的结构性变动是中国农村社会发生巨大变动的根本原因。1949以后，中国农村有两次大变革，一次是农村合作化；一次是改革开放。这些变动都是源于土地改革以后组织结构的变动。这两次变动的速度和范甲都丰当大。对于农村组织结构的变动，我们应给予更高的认识。在对农村合作化的石穷中-一盲以来对基层组织的作用，估计不够。前一段时间，清华大学教授秦晖出了一本书，也是强调上层决策的作用，销路很好。但我个人更关注下层变动所产生的影响，因为之所以能够实现合作化并且推动得如此快，下层的影响一定是非常大的。 七十年代后农村能够进行快速的经济体制改革，也和权力结构的变动分不开。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农村土改以后形成的新政治权力精英，无论是从政治权力，还是从社会关系、家庭地位和子女受教育情况来看，都远远超过土改时期的精英。这一批人可以使用稳定的权力进行下一步的发展，这是改革能够在农村首先快速推进的一个根本原因。现在有大量的实例可以说明，大多数支持改革、推动改革、走在改革前列的是“村干部”，而这些村干部方方面面的条件是土改时期所不能相比的。 第四个观点是，我们认识现今农村体制，经常忽视历史的研究。我特别强调应该讲“历史道德”，只有尊重历史，才能提高现实的政治信誉。经常忽视历史的研究，导致我们对现今农民问题的研究产生很大的偏差，也影响到对一些具体政策的落实和理解。例如，以前对“小岗村”的改革展开的大量学术论证，我认为在现在看来很多是无用功，在逻辑方面是不通的。小岗村采用的议事方式，是倒退到义和团时期秘密结社的方式，却被我们认为是一大创举。现在对农村政治发展的问题，实际上也没有从历史的角度得到良好的厘清。例如，谈到村民选举在中国政治民主的地位时，有学者认为这是对中国宪政制度的重要贡献，是复合民主制的支柱之一，但当时彭真主持试行时，考虑更多的可能是晋察冀根据地式的民主。 卢晖临（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观察中国社会变迁，在西方基本上都以一个问题为出发点——共产革命这样一种确定的意识形态是怎么样促进和改造农民文化传统的。这就有所谓的“社会工程”（social engineering）的提法。这是很多人从学术角度研究这个问题的潜在的关怀。在六十年代，社会科学开始大规模的介人中国问题研究时，Schurmann 和Vogel等学者为我们描绘了一幅现代国家取代传统社会的图景，开启了变化与延续的主题。在六十、七十年代，人们越来越强调延续性。但是到八九十年代，又有一些学者开始强调“变化”。 Sui 认为，今天民族宗教仪式复兴的方式，应该让我们思考的不是过去剩下了什么，而是农村社会在革命之后被改造了多少。基本上，这些研究都深受“国家与社会”范式的影响，这一范式的贡献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正如任何范式都会存在盲点，我对“国家与社会”范式的批评在于它过分强调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因此我提出，任何一个社会，包括村庄社会都要解决一个“公与私”的问题。 如果刘一皋老师所关注的问题是组织结构的问题，那么我所关注的是组织结构背后支撑它们的东西。这里，我提出一个从“公—私”关系去分析中国农村社会变迁的角度。和“变化与连续”的论争相比，这是一个更加从农村社会（村庄）内部着眼的分析角度。当然，在近代以来风起云涌的“国家建设”，尤其是中国革命之后国家对乡村的高强度渗透的情况下，根本无法想象一个完全脱离国家影响的村庄。“从农村社会内部”的提法，只是倡导人们在这种国家社会交融的背景下，更多地注重从社会内部找寻很多问题的答案。 这项研究起始于以下一些问题：在革命前的中国农村，“公—私”议题是如何处理的？ 在集体时代，采取了什么制度和措施来“破私立公”？农民以什么样的行为来应对那些制度和措施？为什么有这样的行为？中国共产党是否成功地培植了一种无私献身于公共利益的新道德？实际上产生的什么？……一句话，从“公—私”关系角度看，集体时代的农村社会发生了什么样的制度变迁？我把革命前和革命后的农村社会进行粗略对比，大致可以勾勒出这样一个画面：农民的生活以单个村庄为生活中心，却同时被各种扩展村庄界限的联系所丰富，这些联系包括市场、庙宇网络、宗族、亲属圈以及灌溉组织等。这是一个类似于Skinner 的“基层市场社区‘’的世界。以这个理想型为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