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在语文教育与国民性培养的交界处.docVIP

　　思考：在语文教育与国民性培养的交界处 ◎彭 帅 国民性，是一个国家的国民或一个民族成员的群体性格；对于作为个体的人的国民性的形成，教育起着重要的作用。语文教育从诞生起，便与国民性培养有着深厚的渊源，而“民族”这一概念更是将两者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培养普适的国民性，语文教育与其他学科教育共同承担；而在培养具有民族特色、中国特色的特殊的国民性问题上，语文教育具有独特的学科优势和不可替代的作用。语文教育培养国民性的途径主要有：以语文的方式培养国民性；尊重不同文本的独特价值；唤醒学生个体独特的生命体验和思考。 一、语文教育与国民性的渊源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并没有“国民性”一词。在鸦片战争以前，中国人一直自诩为世界的中心，其他的民族则是蛮夷。没有不同民族或国家的平列和比较，何来“国民性”？从国民性角度概括、思考中国问题，“是由晚清以来闯入中国与沉睡千年的中国人迎面相撞的西方人首创。这些老外罗列了许多感性的词汇，比如‘麻木’‘迟钝’‘欺瞒’‘精明’‘迷信’‘不精确’……用来表达他们对中国的第一印象。”[1]这也正可以解释为何“国民性”常常与“批判”、“改造”、“重塑”等词连用，以及20世纪初声势浩大的国民性批判运动和国民性改造思潮。本文中的“国民性”是客观性表述，关注教育场域中的国民性及其培养。国民性，指的是一个国家的国民或一个民族成员的群体性格，是一国国民或一个民族成员在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各种心理与行为特征之总和，它赋予民族心理以质的规定性。[2] 清末民初，从维新变法始，中国便开始了对现代教育的探索。1904年，《奏定学堂章程》经过重新拟定后正式施行，又称为“癸卯学制”，其中，语文以“读经讲经”和“中国文学”的形式独立设科，冲破了古代的“大语文教育”。 从历史的角度看，语文教育与国民性在诞生时便结下了深厚的渊源，两者都诞生于西学东渐、维新变法之后。梁启超，作为维新变法的倡导者、国民性改造的奠基人，提出了许多具体的方案，尤其推崇小说等艺术作品震撼人心的力量，“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而小说这一体裁，正是语文教育中的一种选文形式。真正贯彻梁启超“小说救国”思路的，是以鲁迅为代表的下一代知识分子。鲁迅用他洋溢的才华和独特的文笔，将国民性问题赤裸裸地挑在笔尖，伸到每一位读者的眼前。即使是在当下的语文教科书中，依然没有哪一位的选文数量和影响力可以出乎其右。 而真正使两者联系起来的是民族这一概念。“国民性”既是指一个国家的国民或一个民族成员的群体性格，“国”集“国家”和“民族”的涵义于一身。马克思主义认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的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这四个基本特征的稳定的共同体”。[3]语言是民族文化的首要组成部分，也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中国的语文教育不仅是一种以汉语为内容的民族语言教育，更是一种母语教育，而“加强母语教育的实质是强化民族文化认同感”[4]。 二、语文教育培养国民性的应有作用及思考 国民性作为众数人格，构成民族的各种要素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民族性格的形成和发展，比如生物要素、地理要素、文化要素等等。但是对于作为个体的人的国民性的形成，教育则起着重要的作用。由于国家课程具有权威性、多样性和强制性，培养理想国民性的任务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国家课程的实施来进行的。那么，语文学科教育到底在其中起着怎样的作用呢？ （一）培养普适的国民性，语文教育与其他学科教育共同承担。理想的普适国民性，指向那些具有普遍意义的崇高价值，其内容特征体现为国际化、现代化，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所提倡的“科学”和“民主”就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语文教师联系具体教学内容，培养学生的观察力、反思力、批判力等，都有助于国民性的培养。除此之外，语文学科还主要通过教科书中选文所承载的价值取向培养国民性。参照吴永军教授曾制定的“价值取向类目量表”[5]，语文教科书中选文的价值取向可分为“道德”和“政治”两大类目，其中，道德类目分成爱国、仁爱、科学等24亚目，政治类目则分成爱国、信仰、理想等12亚目。 （二）培养特殊的国民性，语文教育具有独特的学科优势和不可替代的作用。所谓特殊国民性，是指国民性中的中国特色和民族特色，这是由地域和历史共同决定的。不同阶段的语文课程标准中的“课程目标”部分，都提到了“认识中华文化的丰厚博大，吸收民族文化智慧”、“培植热爱祖国语言文字的情感”等目标，就是对语文学科这一功能的直接肯定。究其原因，一方面，中国的传统文化，很大部分是用书面语形式——文言文记录下来的，比如《九章算术》（数学）、《齐民要术》（农学）、《本草纲目》（中医药学）、《水经注》（地理学）、《天工开物》（工艺技术）等科技著作，兼具传统性和民族性。另一方面，部分传统文化本身就是语文教育的内容，譬如汉字汉语、传统文学，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