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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地方文献的书目控制|第1 内容加载中... 随着地方文献的剧增，地方文献的书目控制愈来愈显得重要。这一类型的控制与国家书目相配合，在国家书目控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地方文献书目控制的主要工具就是地方文献目录。我国很早就有地方文献的记载，通常附于古代书目中的史部；至南北朝时产生了专门的地方文献书目，通常表现方志艺文志和地方著作考。据李濂镗《方志艺文志汇目》统计，清代河北、山东、河南、山西、江苏、安徽、江西七省就有六百八十六种方志中有记载书目的艺文志。地方著作考始于明，如《两浙著作考》、《蜀中著作记》等。民国时期，各地建立通志馆、地方文献征集处、地方文献会等组织，以征访地方文献。各地图书馆大力收集地方文献，举办地方文献展览。不少学者从事地方文献的整理与研究，编辑地方丛书。在这一基础上，地方文献的书目控制有所发展。图书馆馆藏方志目录和私藏方志目录数百种，反映了公共图书馆、大学图书馆、研究所图书室等具体单位收藏地方文献的情况。在广泛调查的基础上， 1935年朱士嘉出版了《中国地方志综录》，全面反映了国内四十一所图书馆收藏的地方志七千四百余种。来新夏称之为“指引线索，津逮后学，有裨利用，开编制地方文献目录的新局面，厥功甚伟”。除方志目录外，还有家谱目录、墓碑目录、书目之书目、年谱目录等，从多方面对旧地方文献进行了揭示与报导。 地方文献书目从宋代开始就有所发展，至清、民国间而大盛。突出地表现在：地方文献书目类型初具规模；地方著述书目包括方志艺文志、乡贤书目、地方文征是解放前地方文献书目的主体；方志目录是后起的一大支流。民国年间地方文献论文索引、期刊目录等新形式对传统的乡贤书目是一个冲击。不过，由于封建社会腐败，地方文献书目发展比较缓慢，地方文献书目的编制数量和质量都未能适应社会的需要。 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地方文献的发展和地方文献工作的开展，地方文献的书目控制出现了新的特征。从文献的角度，既要进行旧地方文献的搜集、整理与编目，也要进行新地方文献的揭示和报导；从整理的角度，既要反映地方文献资源的分布，又要深入开发地方文献资料；从时间的角度，地方文献书目控制呈现出二个发展阶段：报导地方文献源的书目控制阶段及系统整理和开发利用的书目控制阶段。 1949-1976：我国地方文献书目控制的兴盛与衰落地方文献作为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在解放后受到党和国家的重视。1956年秋，周恩来总理视察云南时，指示图书馆应将本地区的地方志尽可能搜集完全，对其它有关本地区历史、地理的文献，也要予以足够的重视。1958年接见邓衍林时，指出除编印全国所藏方志目录外，还要有系统地整理县志中及其它书籍中有关科学技术资料，做到“古为今用”，还指示档案局“对新旧地方志你们都要把它收集起来”。 五十年代中期，金毓黻，傅振伦、王祝晨、居漱庵等主张整理旧方志，编修新方志。不久就掀起了修方志的高潮。据1960年国家档案局调查，全国有二十多个省、市、自治区、五百三十多个县进行了修志工作，有二百五十多个县己编出初稿。修志的开展推动了地方文献书目的编制。当时傅振伦认为应当整理旧方志“整理的方法是：先把旧有方志，按行政区域的等级区分编成目录，其次把每种志书编成篇目明细索引，再次则编为提要”。居漱庵建议补充《中国地方志综录》，并编出旧志中科学资料索引。为配合修志工作，各地普遍编方志目录， 1953年至1957年，我国出版的方志目录有二十多种，如《中国科学院藏方志目录》、《中南图书馆方志目录》等。仅1956年省市图书馆编有馆藏方志目录的有上海、浙江、辽宁、甘肃、山东、云南、四川、广东等省区，高校有东北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中央民族学院等校图书馆编有馆藏方志目录。1957年国务院批准《全国图书协调方案》要求1958年完成《全国方志联合目录》，虽未能实现，但影响很大。 这一时期，对重要的地方文献进行了刊刻和重印，特别是珍本方志的复制。对地方文献中的资料进行了挖掘整理，编辑了各地专题资料汇编。特别注意到物产、自然资源方面，如1961年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辑成《上海地方志物产资料汇辑》，此后，浙江、江西等单位纷纷仿辑当地物产资料汇编，为经济建设服务。五十年代末期，我国遭受自然灾害，为配合研究，各地纷纷编制资料目录，如1956年重庆市图书馆编的《历代四川各地灾异提要索引》， 1961年辽宁省图书馆编的《辽宁大小凌河水系水灾历史资料辑要》， 1963年贵州省图书馆编的《贵州历史灾害年表》等等。这一时期地方文献的书目控制为经济服务，为研究服务发挥了较大的作用，然而， 1966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地方文献的书目控制遭到破坏，大量地方文献被当作“封建残余”而焚毁，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书目控制活动因此而冲断。 1977-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