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检察机关对国家经济监管权监督.docVIP

论检察机关对国家经济监管权监督摘 要：随着“市场失灵”的出现，各国均积极履行经济监管职能，保障经济平稳运行。然而，国家经济监管权同样存在着怠行与滥用的问题，无法彰显市场与政府的良性互动。在“议行合一”的政治架构下，法律监督权作为一项独立的外部权力，应肩担防范国家经济监管权异化的重任。这是市场秩序的需要，也是分权制衡的依归，更是检察制度历史演进的使然。检察监督的路径就是加强抽象监管行为的监督，防止监管法规命令腐败，并以检察建议权、行政公诉分别监督具体监管行为的合理性与合法性。最后，以职务犯罪侦查权监督监管人员的职务行为。 ?关键词：检察机关；国家经济监管权；法律监督权 ??中图分类号：DF83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1-2397.2010.05.14?? 随着“市场万能”神话的破灭与“市场监管”理念的认同，各国不约而同地走上了监管型市场经济的道路，亦即以自由市场为基础，以国家监管为补充，从而克服市场缺陷，增进国家福利。中国也相继建立了证券、保险、食品药品等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保障市场经济有序运行。然而，国家经济监督权的运行实效堪忧。一方面，经济监管权过度膨胀，徇私枉法、权力寻租等行为屡禁不止；另一方面，执法人员怠行职责，玩忽职守、执法不严等现象 时有发生。检察机关作为宪法确认的法律监督机关，理应加强对国家经济监管权的监督，促使其规范、理性的行使，维护市场经济秩序。? 一、国家对经济监管权的职能担当 西方国家在市场经济草创伊始，崇尚自由竞争，信奉“最小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主张利用市场自发调节经济活动，反对国家干预。但是，市场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与其他任何有局限的存在一样，有其身自的缺陷。当其不能适应经济发展时，就会出现“市场失灵”。“市场经济的良好运行需要一定的经济社会环境，当环境不具备或者发生了变化，市场经济的消极方面和无能为力就显现出来了。垄断、外部性、公共物品的供求、市场交易信息的不充分和滞后以及社会公正的要求都是市场失灵的主要原因。”［1］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全球性的经济危机，迫使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彻底放弃了“无形之手”的自发调节，转而采用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理论”，加强对经济活动的干预与监管。20世纪30年代，美国总统罗斯福实施新政，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先后颁布了《紧急银行法》、《证券交易法》、《社会保障法》等一系列法案，并相应地创设了联邦储蓄所、证券交易委员会、国家劳动关系委员会等一批新型监管机构。这些专业性监管机构的出现，标志着西方国家由消极的“夜警国家”向积极的“监管型国家”的转型。［2］诚如美国著名法学家施瓦茨所言：“20世纪已成为白宫的世纪，不管人们把眼光投向何方，看到的都是行政权力的现实。……行政首脑已经使所有其他的人相形见拙。”［3］? 在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和中央集权式的国家经济管理体制，片面强调政府职能，排斥市场机制的作用，国家权力与职能过分膨胀，几乎成为无以复加的“全能政府”。［4］“国家没有维护市场经济机制的基础，国家唯一的经济职能就是编制计划和执行计划……达到空前的规模和范围，国家经济职能的范围和行政职能的范围难以区分。”［1］这种全能的国家经济管理权，造成了生产效率低下，经济发展停滞以及人民生活困难。由此，我国在1992年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在促进生产力进步，经济繁荣发展以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产品质量下降、环境污染、行政垄断等问题也日益显现，对新型国家监管的呼声不断高涨，并设立了相应的监管机构。? 尽管各国监管制度经历了相向而行的运动轨迹，独立监管机构创设的时间、领域也各有不同，但是以自由市场为基础，以国家监管为辅助的二元治理结构已成为各国的共同选择。国家监管意味着国家调节机制的形成与发达，是国家职能的演进。诚如学者所指出的，国家经济监管职能是社会利益之所在，是国家担负的一种社会性职能，是“政治国家”向“社会性国家”演化的重要一步。［5］恩格斯也曾指出：“一切政治权力起先总是以某种经济的、社会的职能为基础的”，而且“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6］? 二、国家经济监管权检察监督的法理基础 市场经济语境下的国家经济监管权，不同于传统的行政管理，它是监管机关基于市场机制，依照法定标准与程序，为矫正市场失灵，对市场主体的经济活动及由此产生的社会问题进行监督与控制，从而实现市场经济有序运行。但是就当前中国而言，国家经济监管权却存在着怠行与滥用的问题，无力维护市场竞争秩序，亦无法彰显市场与政府的良性互动。布拉德福特为，政府和市场“是一种伙伴关系，没有对方的配合，工商业和政府谁也不可能兴旺发达，没有民间工商业，政府就兑现不了它对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