胚胎著床前遗传学诊断：伦理与法律的界限.pdfVIP

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手术。之所以明令禁止就是考虑到代孕技术的实施与现行的法律法规 和社会道德相违背。笔者认为，法律与道德的相异性决定了道德判断不应成为立法选择的惟一 指归。在代孕合法性问题上，对代孕这一新的社会现象进行道德论证和评价是非常必要的，这本 身无可厚非；但是如果一味以道德评价取代法律评价，进而不恰当地把道德规范引入法律规范， 只能导致道德的泛化和法律的虚化，因为，如果这样做就暗含着这样一种逻辑关系：恶即非法， 善即合法，这样做的结果不仅等于取消了法律评价标准，而且也陷入了法律道德主义的怪圈。应 当看到，tt)L,育女、繁衍后代不仅是人类的存在形式，而且是自由的源泉和基本要素，是一种存 在的善。从这种薏：义上说，生育是一个非道德性的社会议题。我们还必须正视一个社会现实：随 着不孕患者的增加、人工生殖技术的日新月异以及权利意识的高涨，代孕已经客观存在并且无 可避免。代孕并无善恶之分，是非之辨，有的只是利益之差，福祸之别。立法者应当在尊重利益和 价值的多元化的基础上，努力构造一套符合法治精神和时代潮流的法律机制，妥善协调代孕中 的利益关系，切实防范代孕可能带来的消极影响，依法保护代孕当事人的正当权益，积极寻求利 益和价值多元性与一元性的适当调适。因为法律不仅要避恶扬善，造福避祸，更应扶危济困，关 注苍生，应当尊重少数人的权利诉求，为贫弱者撑起一片法治天空。立法者应当在尊重传统和现 实的基础上，坚持科学和慎重的态度，正确准确处理好道德与法律两者之间的关系，切实防止因 一 味迷信道德而出现的专横和武断以及由此造成的社会震荡和对人权的伤害。 总之，代孕具有一定的积极性，立法禁绝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既不现实也缺乏合宪性基础。 笔者认为，在现有法律框架下，贸然开放代孕技术固然不可能，但是禁止也非长久之计。从长远 看来，科学引导、依法规范才是最佳选择。从尊重生殖人权、解决现实的代孕纠纷以及保护代孕 所生子女的利益出发，无论代孕合法化与否，国家都应当充分调研，统筹规划，及早出台由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人工生殖法》，并做好与民法等基本法律的衔接，以科学审慎的态度引导 和规范代孕人工生殖技术的合理应用。如果禁止实施代孕技术，未来法律也不能简单从事，“一 禁了之”，而应当坚持事前预防和事后救济的统一，既要制裁违法行为，又要妥善处理好违法代 孕的善后事宜，尤其是要切实维护代孕所生子女的合法权益。如果代孕合法化，则未来从工生 殖渤应当坚持以下几个原则：第一，严禁商业性代孕和基因型代孕；第二，委托夫妻仅限于不孕 症患者，且任何一方有健全生殖细胞，代孕者仅限于已婚健康妇女，且己生育子女；第三，由委托 夫妻和代孕者(及其配偶)共同亲自签署代孕契约，并经公证机构公证和代孕手术实施机构见 证；第四，代孕所生子女视为委托夫妻婚生子女，即便代孕契约或者委托夫妻的婚姻关系存在瑕 疵，仍应承担己出生子女的抚养教育义务；第五，代孕手术只能由卫生部批准开展人类辅助生殖 技术的医疗机构进行；第六，建立专门的人工生殖技术监督管理机构，无偿提供代孕相关知识的 咨询，审查代孕当事人的资格，审查和监督代孕契约的签署和履行，监督代孕手术的实施。 胚胎著床前遗传学诊断：伦理与法律的界限 香港大学法学院 丁春艳 胚胎著床前遗传学诊断的产生，在医学上具有重大的意义。不过，就其应用却引发伦理上的 诸多忧虑和争议。不同社会对此的态度与其自身的传统、宗教、文化等因素息息相关。具体而言， 有关胚胎著床前遗传学诊断的伦理争议主要围绕如下四个问题而展开：(1)胚胎是否构成生命； (2)胚胎著床前遗传学诊断的应用是否潜在地减损残障者的生命价值；(3)选择性地生育一个用 来治疗患病同胞兄姐的新生儿是否使生命被功利化；(4)父母所享有的生育自主权是否具有限 度。由此可见，对这项技术的利用并非是绝对的、不受限制的。尽管，当前临床使用胚胎著床前遗 传学诊断技术的费用相对昂贵、使用的案例有限，但随着生命科技领域研究的不断发展，这项技 159 术的应用范围会逐渐扩大。所以，有必要对胚胎著床前遗传学诊断予以规范，清晰其应用的法律 边界。这不仅使得参与实施这项技术的医务人员、父母、患者等避免可能的道德非难；而且更重 要的是，防止不当使用胚胎著床前遗传学诊断技术而危及社会的整体利益和伦理底线。 目前，各个国家对胚胎著床前遗传学诊断技术的规范模式，大致可分为三种。第一种，法律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