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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及教化摘要：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在为统治“合法性”辩护的同时也面临着树立自身理性权威考验。而理性权威的树立除了意识形态本身的科学性与合理性之外，传播手段的有效性也至关重要。传统中国社会，儒家在于民教化中有效树立了自身的理性权威，是意识形态教化成功的典范。相比儒家的教化理念，马克思主义传播中传道者理论研究不足、实际践行的缺失、受道者主动性的缺位成为制约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瓶颈。 关键词：儒家教化； 马克思主义； 社会教化 中图分类号： G４１０ 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９７４９（２０1１）０１－００5８－０4 意识形态有广义和狭义的区分。狭义的意识形态是指一个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主流思想观念，即传统意义上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广义的意识形态则是指包括社会上广泛存在的一切政治团体（包括统治阶级在内）的思想表达。一般而言，学界较为关注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即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研究。马克思“儒教”。昂格尔则进一步指出古中国的封建时期“存在一种关于价值和观念的牢固的共识”，并且，正是这种共识使得古中国能够形成一种较稳定的社会秩序［１］。而昂格尔所意识到的这种“牢固的共识”在我们看来正是儒学思想潜移默化的“教化”所为。无论是韦伯的“儒教”观点还是昂格尔的“牢固共识”理念，从中均不难看出儒学对古中国封建社会所发挥的巨大凝聚效力。可以说，正是传统儒学为古中国民众构筑起了共同的“精神的家园”。因此，作为中国封建王朝的官方主流意识形态，从意识形态教化的观点出发，儒学无疑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而反观当今之日，马克思主义作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在现实中却面临着被日益边缘化的危机。因此，以儒家的教化理念为视角考察马克思主义当今的困境无疑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真命题”。 一、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困局 马克思“统治”是一个由“命令”和“服从”构成的系统。“命令”和“服从”之间需要有“合法性”作为连接的纽带。对于命令者即统治者而言，有“合法性”做根基，统治就具有合理依据，可以大大节约统治成本；而对于服从者即被统治者而言，统治的“合法性”将会使他们减少对统治者统治合理性的怀疑，自觉的服从统治者的命令。因此，“任何统治都企图唤起并维持对它的合法性的信仰”［２］。 从意识形态的功能而言，任何一个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都不可避免的面临着为统治阶级统治的“合法性”进行辩护的使命。而主流意识形态想要达到成功辩护的目的，必然也面临着树立自身权威，即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认同问题。“从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来看，主流意识形态主要有四种权威类型，即政治权威、宗教权威、个人权威和理性权威。”［３］在当今世界上，宗教权威和个人权威的运用局限在少数国家内。政治权威和理性权威是现代国家树立意识形态权威比较常用的手段。“最初，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权威是必需的，因为它是建立和维持思想文化秩序的必要手段。”［４］但是，“一种意识形态能够得以维持，一种思想文化得以延续，还取决于该意识形态的理性权威，即取决于民众对该意识形态内在心理结构中的认可和接受。”［５］因而，同统治阶级渴望树立统治“合法化”的愿望相同，一个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也同样面临着树立理性权威的宿命。 主流意识形态理性权威的树立除了主流意识形态本身的科学性、合理性以及能为社会现实提供理论指导之外，传播手段的科学、有效同样也至关重要。儒家意识形态学说的成功主要得益于儒家以教化为主导手段成功的构建了传统中国以“礼治”与“德治”并存的社会秩序。在这样一个社会中，民众普遍遵从礼制的约束，推崇高尚的道德追求，从而使整个社会达到和谐、有序。换句话说，儒家思想在传统中国社会有效地树立起其理性权威，以至于这种理性权威成功的赢得了社会民众的心理认可而成为整个国民的集体潜意识。而目前我国马克思主义传播中面临的困境则主要来自于我们过多的依赖马克思主义官方的政治权威主导，以形式化、形象化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忽视甚至根本无视马克思主义的理性权威的构建。为此，学者刘建军提出的当代我国马克思主义传播中思想政治工作方式转变问题是一个颇为值得反思的“时代命题”。 二、在教化中树立意识形态的理性权威 为了树立意识形态的理性权威，各国都会自觉采用教化的手段，区别只在于教化手段是“外显”还是“内隐”，科学还是非科学。对于教化概念的理解，要首先分别理清“教”、“化”各自确切的源头含义。 “教”在《说文》中的解释是：“教，上所施下所效也。”段玉裁注：“上施故从文，下效故从孝。故曰：教学相长也。”；“化”在《说文》解释为：“化，教行也。”段玉裁注：“教行于上，则化成于下。”教化作为合成词的使用，可以将其理解为：教化者运用一定的方式、方法将特定的知识、理念传输给被教化者，从而达到被教化者内心自觉地认同的过程。凡涉及知识、理念的传输都可以称为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