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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恶意欠薪”入刑争议思索摘要:当前,恶意欠薪行为屡见不鲜,对“恶意欠薪”是否入刑,学界也掀起了一场激烈地争论。然而刑法不是万能的,完善现有劳动法律法规,加大违法成本,加强执法与监管力度,才是更为稳妥的做法。 关键词:恶意欠薪;刑法;刑罚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851(2010)09-02332-01 一、“恶意欠薪”的语源 恶意欠薪,并非新起名词,早在德国刑法典中就对此作有规定,此外,俄罗斯联邦刑法典、韩国劳动标准法及我国的香港地区刑法等都对此作有类似的规定。而所谓的恶意欠薪,是指用人单位或者雇主为了逃避劳动法律规定的责任,故意拖欠他人工资,且经多次催要之后仍拒不支付。 在当前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尤其是受到经融风暴的影响,许多企业经营出现了困难,暂时发不出工资成为了常态,但是如果经营者以经营困难为借口故意拖欠工资,甚至携款潜逃,这就构成了恶意欠薪,严重侵犯了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权。 至于恶意欠薪行为是否需要入刑,目前存在很大的争议,而主张将“恶意欠薪”入刑者对罪名的确定也是存有分歧,于是“欠薪罪”、“恶意欠薪罪”、“欠薪逃匿罪”、“拖欠工资罪”、“拖欠劳动报酬罪”等罪名就孕育而生了。这些罪名无一例外都包含着用人单位或者雇主拖欠工资的行为,至于犯罪的主观方面是否需存有故意则各持己见,但是大多数主张将“恶意欠薪”入刑者都认为用人单位或者雇主拖欠工资行为在主观上应具有故意。 二、“恶意欠薪”入刑与否的争议 在金融危机的笼罩之下,恶意欠薪使劳资双方的矛盾日益突出,并逐渐演变为社会问题。该如何化解这一矛盾、解决这一问题呢?于是有学者及社会人士提出建议,用刑事立法来打击这种行为,以保护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权。当然,这种建议在得到一部分人士赞许的同时,也遭到了另一部分人士的反对。 主张将“恶意欠薪”入刑者认为,刑法作为最严厉的刑罚,在惩罚犯罪与保护权利方面能起到很大的作用,尤其是“在现在的社会环境看来,现有的法律和其他社会规制手段很难在短时间内来解决恶意拖欠工资的行为,在这种条件下,在刑法中增设拖欠工资罪则显得十分必要。”[1]理由在于:(1)恶意欠薪行为潜藏着极大的社会危害性,极易诱发极端行为和群众性事件。王斌余经多次讨薪无果,便向工头举起了刀,连杀4人,重伤1人。2008年山东青岛多家韩资老板连夜出逃,拖欠员工工资超亿元,引发近万名企业员工打砸、哄抢企业财物。这些极端行为及群众性事件都是源于用人单位的恶意欠薪。(2)在其他部门法的保护难以奏效时,刑法能起到兜底的保护作用。实际上,无论是实体法还是程序法,立法者从不忘记尽最大努力来保护劳方的劳动报酬权,但是由于恶意欠薪行为违法成本低,这些民事上的法律约束并没有起到应有的威慑与预防作用,致使部分用人单位或者雇主选择铤而走险,故意拖欠工资,甚至携款潜逃。因此,只有让刑法介入恶意欠薪,增加用人单位或者雇主的违法成本,才能使劳动者的权利真正得到保护。(3)国外有立法先例可供参考和借鉴。其中最为典型的是《俄罗斯联邦刑法典》,其145.1条规定:任何所有制形式的企业领导,拒绝支付员工工资、退休金等应付款项,处7年以下自由刑并剥夺其担任一定职务的权利。此外如德国刑法典、韩国劳动标准法、日本刑法等都对恶意欠薪作了类似的规定,这些立法先例都可供立法者参考和借鉴。 而反对将“恶意欠薪”入刑者则认为刑罚并不是解决恶意欠薪行为的最佳方式和唯一方法,不能盲目的迷信刑罚的力量。理由在于:(1)恶意欠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并没有像某些人想象的那么严重。在拖欠工资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尚未达到能将其犯罪化的严重程度的时候,贸然以刑法来解决本属民事性质的行为,会给我国的市场经济发展带来不良影响。[2](2)刑法不是制裁和预防犯罪的万灵丹。“自称为一种能够消除所有犯罪因素的简单并且有效的救济措施的刑罚,只不过是一种徒负盛名的万灵药。”[3](3)将“恶意欠薪”入刑有违刑法谦抑理论。谦抑理论强调刑法应作为社会抗制违法行为的最后一道防线,在其他控制手段没有充分发挥效果时,就不应当采取刑事制裁手段。当前,可利用的非刑罚手段并未穷尽,在民法、劳动法等领域中还具有继续进行法律完善的可能。 三、“恶意欠薪”入刑应慎重 综上所述,是否应将“恶意欠薪”入刑,学理上的争论颇为激烈。笔者认为,启用刑罚来保护劳动者的民事权利并非最佳方式,用刑罚来惩治恶意欠薪行为治标不治本,充其量能对受害者及其家属能起到一定的安抚作用,对社会能起到一定的威慑作用,至于被拖欠的工资能否随着用人单位或者雇主被制裁而得到支付就不得而知了。因此,“恶意欠薪”入刑需慎重。 首先,恶意欠薪行为的发生是经济利益驱使的结果。例如,我国现行刑法明确规定了重大责任事故罪,但是每年上演的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