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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诵传统在现代语文教学中应用[编者按]“优秀蒙学传统运用于当代语文教学的实践研究”是由南京市外国语学校谢嗣极老师主持的江苏省“十五”规划课题。在课题立项之前,课题组成员已经搜集了常见的蒙学教材,为研究作了初步准备。他们梳理前人的研究成果,了解蒙学研究的现状,发现前人的研究侧重于理论层面。作为一线教师,他们侧重于实践,即把优秀的蒙学传统运用于当代语文教学的实践研究。开题之后,他们从教材、教法、在今天的教学中运用三方面进行研究和实践。研究教材和教法,是为了更好地在今天的语文教学中实践。这四篇文章,是他们阶段性研究成果的一部分,包括教材研究、教法研究、蒙学的德育功能三个方面。 背诵是传统蒙学教学中最常用、最悠久的教学方法,可是这一传统现在几乎被完全抛弃了,语文教学改革与继承并不矛盾,今天继承传统蒙学教学中优良的教学方法还是非常必要的。 一、 蒙学教学中的背诵传统及其所受的批评 背诵是中国古代蒙学教育中普遍使用的教学方法。如果我们从南朝周嗣兴所编《千字文》时代算起,背诵的教学方法已有一千四五百年的历史。较《千字文》更早的汉元帝时的蒙童识字课本《急救篇》,为三言、四言、七言韵语,从其短句和韵言的特点可以推知,那时的教学方法也应该是重背诵的。如果这个推论成立,那么以背诵为主的教学方法在中国流行了两千多年。 蒙学注重背诵,少讲甚至不讲,这样的教学方法,颇受批评。清人王筠在他的《教童子法》中说:“学生是人,不是猪狗。读书而不讲,是念藏经也,嚼木札也,钝者或俯首受驱使,敏者必不甘心;人皆寻乐,谁肯寻苦?”近人对传统的背诵方法批评最多的是,死记硬背,扼杀了学生的天性。虽然“光绪中叶之后,随着变法维新的浪潮,蒙学教育也逐渐发生了变化。到了光绪末年,就正式把以前的作法完全废弃了”(张志公《传统蒙学教育初探》);但这种教学方法余韵,仍在现代教育不发达的地区存在着,直至新式学校遍及城乡,人们在反对旧式教育中封建思想内容的同时,也从理论上彻底否定了传统的诵读方法;后经上世纪50年代学习苏联“红领巾教学法”,从此之后分析完全取代了传统的背诵。张志公先生分析说:“当时之所以彻底抛弃传统语文教育的办法,有一条理论上的根据,那就是,对儿童进行语文教育,要符合儿童日常生活的语言实际。”(张志公《传统蒙学教育初探》) 尽管如此,传统的背诵方法,并没有在中国大地上彻底绝迹,据报导,中国最后一个传统私塾――湖南平江五峰私塾,直到2003年才闭馆,在五峰私塾,主要是学古文、习书法、练写作和做对联。古文内容包括《三字经》《增广贤文》《六言杂字》《幼学琼林》等蒙学内容。教学方法注重背诵,上新课时,先生先领读两遍,再给学生讲解一遍,然后让他们去熟读背诵。背诵的教学方法既然有如此长久的生命力,就不能对其作简单的否定,需要科学地分析。 二、 背诵的教学方法有没有其科学合理的因素 蒙学教育重背诵,有没有其合理性和科学性,不能仅听后人的主观臆说,要听听过来人是怎么说的。 胡适说:“我虽不曾读《三字经》等书,却因为听惯了别的小孩子高声诵读,我也能背这些书的一部分,尤其是那五七言的《神童诗》,我差不多能从头背到底。这本书后面的七言句子,如人心曲曲湾湾水,世事重重叠叠山,我当时虽不懂得其中的意义,却常常嘴上爱念着玩,大概也是因为喜欢那些重字双声的缘故。”(《胡适自传》,黄山书社1992年版第22页) 童年时代恨透了家塾的蒋梦麟甚至说:“先生,我要杀了他!家塾,我要放把火烧了它!”但他后来却说:“在老式私塾里死背书似乎乏味又愚蠢,但是背古书倒也有背古书的好处。一个人到了成年时,常常可以从背得的古书里找到立身处事的指南针。在一个安定的社会里,一切守旧成风,行为准则也很少变化。因此我觉得我国老式的教学方法似乎也足以应付当时的实际所需。”(蒋梦麟著《西潮》,天津教育出版社2008年4月版第22页) 综合以上例子可以看出三点:其一,因为音乐性强,能引起学生背诵的兴趣;其二,背起来也并不困难,胡适听听别人背,就能背其中一部分;其三,当时不懂,以后就懂了,甚至还可以从中找到立身处事的指南针。胡适和蒋梦麟都是教育家,他们的回忆可以给我们今天评价背诵这种教学方法一定的启发。 其实早有人注意到了蒙学阶段采用背诵这一教学方法的科学性。清人陆世仪《论小学》中所说:“自十五以前,物欲未染,知识未开,则多记性,少悟性。……故人凡有所当读书,皆自十五以前使之熟读。若年稍长,不惟不肯诵读,且不能诵读矣。”这里对儿童心理和思维特点的分析是符合实际的,只要回忆一下我们自己的学生时代,小学和初中时背的诗词、文章,多能记住,而大学时背的多半不久就忘了。这足以证明蒙学注重背诵是与儿童“多记性,少悟性”的特点吻合的。为了让学生乐背易背,蒙学教材都编成三言、四言的韵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