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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母亲的苛刻 　　小年出生之后，我时常想：作为母亲，最需要给孩子的，是什么？ 　　那一年，我有两位朋友因癌症去世。 　　都是女性，都是70后，一位38，另一位37。都是单亲母亲，孩子分别是15岁与8岁。一位是肺癌，另一位是乳腺癌。 　　有一位，和我曾经走得很近。 　　她20岁结婚，26岁就净身出户，无家可归，带着三岁多的女儿在几个妹妹家轮流借住。她是要强的人，咬咬牙，放下一切身段去做保险，女人发起狠来是撼山易的，只一年，她在近郊买了一套十几万的房子。虽然离城还有距离，但到底是自己的家。 　　几年后，她进入报社，照样是为了工作不要命。有一件小事，她的同事向我抱怨过：纸媒多半是计件工作制，底薪微不足道，按版数、稿件字数和等级计酬。那正是纸媒的兴盛期，编辑记者收入都颇过得去，上下一团和气，一个部门每个人每个月做的版数都接近，维持大面上的平衡。偏她能豁下脸，用各种方式抢别人的版，在走道里堵着主任大声小气地游说。那都是钱呀，被抢了版的同事心里不爽，又不能和个单亲妈妈争竞――这岂不成了“乞儿碗底挖残羹”？只能酸溜溜说：“算帮她伢交学费。” 　　孩子的开销何止学费：钢琴、跳舞、各种培优，将来大学、青春期矫正牙齿的费用……她都得一个字一个字，像80年代女工糊火柴盒一样，攒出来。 　　当时全社会的健康观念远不如现在：她抽烟，抽得很凶。到她去世后，我才悟过来：烟对她，像我的茶，是来得更猛的兴奋剂。她不是铁打的人，做两份版，就要付出双倍时间、体力与心力。在办公室熬到后半夜的她，昏昏欲睡还得绞尽脑汁，不抽烟怎么办？总不能吸冰毒吧。 　　苦日子到底熬出了头，她后来再婚的男人条件相当好。大概就是太好了，她在家里没什么发言权。男人的前妻是癌症去世的，同事们建议他们卖掉旧宅，换套新居，新天新地重新开始，甩开曾经的死亡阴影。婆婆不同意，说是没事找事。现在想来：可能是托词。一卖一买，房子的性质就变了，由男人的婚前财产变成了夫妻的共同财产。 　　至少重新装修一下吧？仍被驳回。 　　退一千步一万步，床总得换一张吧？ 　　她大喇，手一挥：不搞这些封建迷信。 　　五年后，她查出肺结核。治疗半年后，确诊了：是肺癌，已经转移到无可医治了。 　　那段时间我正在生孩子，没有力气关注世事。等我听闻这消息的时候，她已然过身。据说女儿曾经提议卖掉那套近郊住房为她治病，她拒绝了。我懂这拒绝，也懂拒绝背后冰凉的绝望。 　　报社之夜是什么样子呢？我在报社做的是日班，偶尔才会熬到午夜。头顶上的大灯永远亮晃晃，入夜后格外惨白。座位一个一个空下来，远远近近老有收椅子的声音、锁抽屉的声音、电脑关机的音乐声。还耗着的人，开始大声说话，隔着过道对喊，放肆大笑。那是疲惫到极点的一种亢奋，像饿过了劲反而失去食欲，绝地又逢生。老烟枪们纷纷点烟，烟香是给寂寞人的夜宵，用来吊精神。 　　报社上夜班的人，只有两种，一种很瘦，另一种很胖，前一种是燃烧自身脂肪，后一种是汲取了太多的脂肪，都一样，用生命来抵御夜晚。就是如此吧？无休无止的熬夜，一根接一根的烟，毁了她的健康。 　　为了女儿，她不惜命。但不惜，不意味着不要。她绝不想把女儿孤零零抛在世上。生父虽在，十余年不相闻问，无父无母的女孩子，该怎么长大？谁在女儿每一个歧路口，给出苦口婆心的指点？她做错了什么要得到这样的结果，怪她太拼？ 　　谁有权利责备一个单亲母亲为了生存所做的一切努力？只是――我模糊地想：如果，她不那么舍生忘死地工作，早睡、戒烟，在赚钱与身体之间维持一份平衡，也许，不至于早早就春蚕到死丝方尽。她可以如她所盼，活到女儿成年，看到女儿交的第一个男朋友。 　　另一位朋友不算熟，见过面吃过饭而已。对她的了解，来自共同认识的朋友，以及她散落在世间的文字。 　　朋友都称赞她的阳光与利落，在她患乳腺癌之后，她们才吃惊地发现她生命中的破碎与黑暗。一段失败的婚姻，在她心里堆积了无数的埃尘；婚变后，她妄图以忙碌溺毙哀伤，拼命工作。无可诉说的心伤、巨大的压力、晨昏不定的作息，到最后，变成了病。她终于领悟：什么工作，都是狗屁！来不及了。 　　从节节败退到全军覆没，只有一年多时间：查出肿瘤，确定是恶性；割除乳房，胸肌太薄不能装义乳；化疗，复发，挣扎着不知道是放弃化疗去试中医，还是彻底不理会中医专心化疗…… 　　最痛的，莫过于要与父母儿子说再见。父母年近七旬，儿子才八岁，一个将痛失女儿，另一个母亲将缺席，她甚至无法分辨：何者是更大的不幸。 　　装作若无其事，她把儿子从前夫家里接出来吃饭。儿子问她为什么要化疗，化疗为什么会掉头发？她就事论事和他讲原理，讲到最后，她轻描淡写道：万一治不好，妈妈会先去天堂。但妈妈还会在那里看着你、关心着你的。将来，我们也会在天堂见面。 　　儿子天真地说：不如你现在就把我一起抱到天堂去吧？还做了一个抱到胸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