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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散文闲适观刍议 　　内容摘要：林语堂上个世纪30年代提出：“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闲适作为文学审美范畴，则注重闲雅冲淡之美。本文具体谈谈林语堂提出的“闲适”其独特的审美要求所包括的内容。 　　关键词：林语堂 闲适观 　　上个世纪30年代林语堂提出：“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这一文学主张显然与晚明的性灵说有关。后发展为虽饱受批判却从来没有湮灭掉的重要散文思潮，闲适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和生存态度，要求有自赏自适的精神心境，力主追求人格的独立，心灵的自由，行为的洒脱。闲适作为文学审美范畴，则注重闲雅冲淡之美。具体而言，林语堂提出的“闲适”其独特的审美要求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首先，坚持文学价值的“纯粹性”。 　　林语堂提出：“一人有一人之个性， 以此个性无拘无碍自由自在之文学， 便叫性灵。”而“性灵”就是个性，也就是“个人笔调”。在变化纷纭的特定现代，其表层看是散文的审美取向，但却关乎个人的价值取向。五四现代散文理论一开始都众口同声承认个人化写作的精神力量，强调抒发自我的精神。但由于身处社会大变革中，这种倡导式的启蒙往往被组织化、集团化所湮灭，忽略文学本身的审美价值。一部分作家清醒地看到了这一点，林语堂、周作人、胡适、梁实秋这些自由派人士就是其中的代表。 　　闲适追求的是文学本体性，不附庸任何党派，不做姿态，与激进的政治性功利分离，始终使文学（这里指散文）处于政治的旁观状态：冷静、自由、超远地体察人生；忠实地、诚意地、自由地表达内心的独见，这样，文学的本性之美才可能得到。 　　林语堂在《言志篇》中申明“我要有能做我自己的自由，和敢做我自己的胆量。”他声明：“把文学整个黜为政治之附庸， 我是无条件反对的。”邻域堂明确指出文学应该超政治化，“文学不必革命， 亦不必不革命，只求教我认识人生而已。”林语堂高抬文学的“人生”，为的是不让文学沦为经世致用的工具，或者更狭隘范围内的为政治服务的工具。他一方面秉承作家的主体精神，另一方面面对陈腐的事实，不得不愤慨地言说：“吾人不幸，一承理学道统之遗毒，再中文学即宣传之遗毒，说者必欲剥夺文学之闲情逸致，使文学成为政治之附庸而后称快。”对此，林语堂提出了自我的理想散文家的标准：冷静超远的旁观者――“所表的是自己的意，所说的是自己的话，不复为圣人立言，不代天宣教了。”其实，这种旁观的姿态是思想真自由与傲然的个性姿态，不出卖灵魂也不依傍强势。昭示散文文学的自由：不为政治所困，不为外力牵制的自由。“在大荒中孤游的人”“不说别人的话”……这就是林语堂所追求的现代性――有关人的真正自由。他的文学摆脱工具性的所有论点都从此出发。 　　其次，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 　　林语堂提出了“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的主张。林语堂自称“言志派”，他在散文《言志篇》中陈述心中有关“闲适”的理想??。林语堂笔下的观察物是再平凡不过的书房、院子、梅花、暖炉。甚至连躺在床上的姿态也不放过，以此延伸到由这些自由闲散之处回归到内在世界时的姿态，表明他是一个超越政治的“在大荒中孤游的人”。 　　林语堂眼中的小品文正是文学意义上的闲谈：正所谓要抒写自我的“一种心情，一点佳意，一股牢骚，一把幽情……”他认为小品文“即在人生途上小憩谈天，意本闲适，故亦容易谈出人生味道来。”他把“谈天”与小品文联系起来，“人生途上小憩谈天”，在于两者始终能透着一种闲适而无压力的轻松状态。乃至他爱好主编杂志也是因为“集健谈好友几人，半月一次，密室闲谈”。从这方面来说，林语堂可称作现代以降个人化的始祖。 　　第三，“以文体及思想之解放为第一要着”。 　　林语堂的散文理论包涵两层含义：一、散文的现代性；二、散文的艺术性（文体的本然性），林语堂的所谓“如在风雨之夕围炉谈天，善拉扯，带感情，亦庄亦谐，深入浅出……读其文如闻其声，听其语如见其人……”他的表述里洋溢着一种对于纯美艺术的迷恋。当然，他绝不是忽视社会存在的价值。他认为实现这一艺术理想是有条件的，“只有在一个浸染着悠闲的精神的社会中才能存在。”这些言语构成了林语堂的散文现代性理论，在林语堂的眼里，所谓的政治大概只不过是艺术的基石，是为文艺服务的。“闲适”的散文因此也只有“只有在一个浸染着悠闲的精神的社会中才能存在”。这就是只有“谈话的艺术产生，才有好的小品文”。林语堂利用西方的已有话语解释称“有闲并不是罪恶，善用其闲，人类文化可发达”。 　　从上文也不难看出，某种意义上来说，林语堂的“闲适”美学观受外来影响也很大。例如在新文学构建之初始，厨川白村的《出了象牙之塔》给知识分子们造成了很大影响，其《论随笔essay》中一段坐在暖炉边的安乐椅上和好友谈心、啜苦茗的相关论述深深影响了林语堂这一代的知识分子，对我国萌芽中的散文理论的构建自然形成了深远影响。在西方，也能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