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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受冲击程度低于预判入世谈判，农业、汽车业、银行业，一度是中国政府最耗费心血的问题，也是对外开放影响预期最悲观的三个产业。 十年，弹指一挥间，三大产业早已今非昔比。站在新的起跑线上，未来十年，它们又该何去何从？业内权威人士有话要说―― 入世谈判，农业一度是中国政府最耗费心血的问题。 回忆当年，程国强清晰地记得，农业曾经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谈判的难点之一，也是对外开放影响预期最悲观的产业之一，关于开放是否意味着“引狼入室”的争论沸沸扬扬。对于中国，农业经营规模小、组织化程度低、科技实力弱，在农业国际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让许多人对开放条件下的农业发展充满疑虑和担心。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程国强博士，长期从事农业发展与农产品国际贸易政策研究,1997年至2001年，他曾直接参与中国加入WTO农业谈判咨询研究工作，是中国入世谈判的见证人。 “参加世贸组织最头痛的问题，首先是农产品，其次是服务行业，谈判之所以拖了这么多年，主要是在这两个问题上拖得久，来回地打仗，最后才达成了我们认为能够承受的一个让步。” 2002年2月，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的朱?基在一次专题研讨班上如是表达。 农业属于弱势领域，受到各国政府高度重视，这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谈判艰难的一个重要原因。 无论是美国等发达的农产品出口国家，还是日韩等发达的农产品进口国家，都对农业采取了各式各样的保护主义政策。世界贸易组织前身关贸总协定1986年启动“乌拉圭回合”谈判，到1995年达成协议，本质上就是因为发达国家之间在农业开放问题上意见分歧严重。 加入世贸组织10年来，中国逐步削减农产品关税，目前已降至15%，不到世界农产品平均水平62%的1/4，成为世界上农产品关税水平最低的国家之一。 2006年，根据加入承诺，中国取消豆油、棕榈油、菜籽油进口的关税配额管理，实行9%的单一关税管理。由于国外同类产品的低价优势，加之国内耕地资源紧张，中国粮油、棉花等市场对外依存度在逐步提高。 中国严守取消农产品出口补贴承诺，将国内支持中的“黄箱补贴”上限约束在8.5%，也远高于其他WTO成员的农业承诺。 在有些学者看来，农产品贸易谈判存在着根本的不平等。中国以农户家庭经营为基本经营制度的农业经济，这种微小型家庭经营小到户均只有0.4至0.5公顷，美国的面积则是中国的一千倍，再加上高额的农业补贴，使得美国农产品能够保持竞争优势。 十年后，农业在所有行业中将首当其冲受到冲击的预判落空。 2010年中国农产品贸易总额由2001年的279.2亿美元发展到2010年的1219.6亿美元，增长3.4倍。其中，中国农产品出口总额达489亿美元，与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时相比，增长203.6%，年均增长13.1%。 农产品进口总额从2001年的118亿美元，增加到2010年的719亿美元，年均增幅达22.2%。农产品进口弥补国内农产品供需缺口，缓解了中国农业资源紧张的压力。 但围绕着农业开放后部分行业所受影响的争议从未停止过。少数外国粮商利用其全球供应链优势，在国内市场运用低价等策略冲击国内中小粮企，不断提高市场占有率，正在形成快速扩张之势。部分跨国粮商已经掌握了中国70―80%的粮油压榨产能。中国技术实力薄弱的种业也面临极大的竞争风险。 程国强认为，这些争议还需进一步讨论。中国大豆产业失守有自身的原因。2004年、2008年，美国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经历了两次大豆价格剧烈波动。国际大豆市场价格急剧波动，市场风险通过跨国公司的营销链条迅速传递到国内市场，国内部分缺乏风险管理意识的压榨企业亏损惨重，引发了中国两次大豆行业兼并重组浪潮。 “这或许是农业开放10年来我们真正需要吸取的深刻教训。”程国强说。一方面，国内企业的市场风险管理意识有待于进一步加强；另一方面，国内期货市场、远期合同等市场风险管理工具不健全，市场发育不够成熟，尚未形成有效防范和控制国际市场风险的机制。 在程国强眼中，全球化大背景下中国农业能否真正站稳脚跟，下一个十年尤其关键。 国际经济环境已经发生重大变化。气候变化、农产品“能源化”、“金融化”趋势明显，增加了国际农产品市场的不确定因素，给中国保持国内市场稳定带来更大的挑战。全球农业经营集中度进一步提高，使得中国利用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的难度加大。 程国强认为，在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进程中，中国面临人口增长对农产品供应带来更大的需求压力。如果说中国农业前十年关键在于利用市场，后十年关键则在于对资源利用，走出去建立全球供应链，这是更高层次的开放。 中国现在进口700多亿美元的农产品，五年内可能到1000亿美元，届时中国有可能成为全球最大的农产品进口国之一。“如果现在不着手把全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