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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社会责任探究脉络梳理及分析企业社会责任可以描述为企业目标除了关注股东利益的同时，还应当关注为企业股东之外的其他相关事宜，如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及其它相关利益者的经济效益的实现。即股东利益最大化不是企业的唯一存在目的。以企业是否自愿履行社会责任作为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划分标准，可分为强制性履行的社会责任如环境保护等和公司自由决定的伦理责任等。实际上，企业社会责任是对传统的企业目标即股东利益最大化的一种补充和修正，企业社会责任包括但不限于企业对于股东、债权人、员工、政府、环境保护及社会其他公民的责任等。 一、企业社会责任国外研究发展阶段性的梳理 本文借鉴国内学者沈洪涛的研究成果，根据企业社会责任课题的研究和不断演进的过程，把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的发展分为五个阶段：20世纪70年代之前狭义的企业社会责任阶段；20世纪70年代的企业社会回应阶段；20世纪80年代的企业社会表现阶段；20世纪80年代末期与利益相关理论的结合阶段；21世纪全球化背景下的企业公民阶段。本文以时间顺序为线索，值得声明的是，由于对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的延续性，各个阶段的时间点有可能存在着交叉和重合，但就其内涵来看，并没有实质性区别。 （一）狭义的企业社会责任阶段 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的最初阶段是狭义的企业社会责任阶段，20世纪70年代之前，企业社会责任在这一阶段形成了基本的框架。研究的主要内容是界定企业社会责任概念，企业是否应该承担社会责任和承担社会责任到底有哪些等。在企业社会责任发展的最初阶段实际上是其概念的提出到确立并得到进一步深化的过程，因而普遍称该阶段为狭义的企业社会责任阶段。该阶段主要观点包括鲍恩的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观点、安德鲁会责任概念、伯利与多德和伯利与曼尼之间的两次论战，同时还包括自由主义者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批驳等。 狭义的企业社会责任阶段主要是企业社会责任思想萌生、概念的提出、确立和不断的演变过程，这一阶段主要从两方面进行研究，一方面是总结或概括历史上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类型及性质等研究成果，另一方面是讨论企业是否应当承担社会责任和承担什么社会责任等问题。虽然这一阶段大部分定义比较模糊和抽象，并且缺乏内在一致性，但这一阶段研究的最大意义是使人们意识到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为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企业社会回应阶段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随着企业的发展壮大，人们对企业的期望逐渐增大，因此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拘泥于概念等问题上已经不能满足人们或社会的需求，研究的焦点逐渐转向企业如何满足社会需求和社会预期、应对社会压力等问题上。企业社会回应阶段对企业社会回应的概念、内容等做深刻的研究，代表学者有基思L.布罗斯特罗姆（1971）、阿克曼（1973）、普雷斯顿和波斯特（1975）。在企业社会回应的初步研究基础上，学者们对于企业社会回应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企业社会回应在企业社会责任研究领域中的定位等问题的研究尚未形成一致观点。以塞西和弗雷德里克为代表的观点认为，企业社会回应可以取代企业社会责任，理由是企业社会回应是研究企业与社会关系的延续。而卡罗尔、沃蒂克、寇兰、爱泼斯坦和伍德等则不赞同企业社会回应可以取代企业社会责任，认为这两者各有其侧重点，但具有重要意义。 企业社会回应将企业与社会的关系进行了清晰和规范的描述。但由于企业社会回应本身存在一定的缺陷，因此企业社会回应与企业社会责任并存于该研究领域。企业社会回应产生和运用的重大意义在于企业社会回应从环境评估和管理等方面将企业社会责任的抽象概念转变为管理者的具体行动。 （三）企业社会表现阶段 企业社会表现的概念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首先，企业社会责任在概念上仍较为含糊且维度单一，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其次，企业社会回应关注的重点只局限于企业的反应过程，而在道德和伦理等方面缺乏研究，只能解决企业社会责任某一方面问题；最后，企业社会责任本身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其内涵等内容也将会受到不时的挑战，企业社会表现就是企业社会责任争论和修正的产物，也是企业社会责任领域研究进步的佐证。普雷斯顿和波斯特在《私人管理与公共政策》中第一次提出了企业社会表现的论断，认为公司社会表现的内容有三个核心即企业社会责任的原则、回应过程和结果。塞西提出了包含“社会义务”、“社会责任”和“社会回应”的企业社会表现维度。卡罗尔（1979）的公司社会表现的三维概念模型即企业社会责任、社会问题管理和公司社会回应三者共同构成公司社会表现的维度空间。卡罗尔吸纳了各派观点并有一定超越，其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为从狭义的企业社会责任、企业社会回应转向企业社会表现提供了一个过渡的阶段，最大的贡献在于将之前所争论的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观点系统化了。沃蒂克和寇兰（1985）认为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