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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资银行进入后国际间监管协调［关键词］外资银行进入；溢出效应；监管协调 截至2006年12月底，中国已有外资银行营业性机构312家，而中国外资银行监管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正式施行，标志着中国金融业全面开放的开始，将有更多的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当外资银行在本国占有了一定的市场份额后，对外资银行的有效监管成为了维护我国金融体系稳定的重要一环。但由于外资银行业务经营的跨国特性，对外资银行的监管难度远远大于对本国银行的监管。 一、外资银行与监管溢出效应 外资银行主要有两种形式：分行(Branch)与子行(Subsidiary)，不同的组织形式决定了机构间的债务关系及各国监管机构间的责任划分。分行是外国银行在东道国开设的分支机构，不具有东道国法律上独立的民事主体资格，只是外国银行经营实体在东道国的延伸，其法律责任由总行承担。分行与总行在债权债务上存在连带责任，按巴塞尔委员会通过的一系列协议，外资银行分行流动性的监管责任主要在于东道国监管机构，清偿能力的监管责任主要在于母国监管机构，同时在银行于各地所从事的全部业务的基础上，母国监管机构对其所辖银行或银行集团进行并表监管，因而分行的主要监管责任在于母国监管机构。子行具有东道国法人资格，在东道国内独立地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东道国可以采取适用于本国其它银行的监管手段如资本要求、检查、审计、贷款限制等措施以确保子行的安全稳健经营。 银行的目标是利润最大化，监管限制了银行某些业务的开展，因而，监管不利于银行利润最大化目标的实现。在实行监管收费的国家，这一影响更为明显。外资银行进入后，与本国银行形成直接竞争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本国银行的利润不但取决于本国监管机构对它们自身的监管强度，也取决于外国监管机构对外国竞争者的监管强度。假设： (1)有两个国家，分别以 1与2表示；(2)以k?i表示i国(i=1,2)的监管强度，k?i∈(0,1)，越接近1表明对银行监管越严格，越接近0则表明监管越宽松。忽略其它非监管因素，则国家1银行的利润取决于本国监管者对它们自身的监管强度与外国监管者对外国竞争者的监管强度，其利润可表示为P?1(k?1, k?2)；对国家1的银行而言，1国监管者对其监管越严格，银行利润越低；而其竞争对手，即国家2的银行受到的监管越宽松，1国银行利润越低。即 银行监管可增强银行系统稳定性，提高金融体系效率，进而增进社会福利，这可视为监管所带来的收益。外资银行进入后，在本国与外国之间存在监管的溢出效应，即一国更高的监管强度不但增加了国内银行系统的稳定性，而且通过降低银行失败的可能性，使在本国经营及与本国银行往来的外国银行受益。但监管显然需要监管成本，对银行体系而言包括为维持金融监管机构日常运作的体制成本、金融机构为遵从监管要求而付出的遵从成本和结构成本等，造成整个社会福利降低，比如压制金融创新、损害竞争等。监管溢出效应意味着，本国付出监管成本带来的监管收益，不单由本国所享受，而且被外国获得。也就是说，本国不能将其监管收益内部化，为避免这种免费搭车现象，一国监管者可能选择比最优监管更低的监管强度，各国这样做的结果，必然带来金融系统安全性降低，从而降低总福利。因而，协调母国与东道国监管机构的监管行为，是提高监管效率、维护金融稳定的必要条件。 二、监管协调与信息交流 监管协调首先遇到的问题是采用什么样的协调机构。总的说来，监管协调有分权制与集权制两种形式，分权制指由各国监管机构行使监管职责，集权制则由各国监管机构组成一个统一的监管机构实施监管。针对分权制与集权制孰优孰劣问题，尚没有比较令人信服的结论，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分权制与集权制都提出了可接受的理由。 主张采用集权制的观点认为，由于监管的外部性，监管机构关注的是本国金融体系的稳定与本国银行的利润，因而各国单独监管将导致监管的宽松与监管不足。[1]正如前文所说，在不能将其收益内部化情况下，各国监管者将选择低于最优状态的监管强度。进一步地，监管者会竞相降低监管强度，为本国银行获得某种竞争优势，在总体上降低对银行的监管，从而带来外部性的次级效应。从危机处置角度，如果外资银行陷于困境，各国监管机构首先考虑的是本国利益，容易忽视对方国家的利益。因而，在银行危机处置中，可能出现谁都不愿先行动，而等待对方先行动，搭对方便车现象。因为后行动方可以通过先行动方的行为获得更多信息，进而采取策略行为，使自己处于更优地位。这种机会主义行为往往贻误处置的最佳时机，造成损失扩大。 主张分权制的主要理由来自于监管俘获理论，即监管机构可能被其监管的机构所俘获，从而为受监管机构谋利而损害社会整体福利。有研究者发现，监管者之间的竞争可以降低监管俘获。存在多个监管机构时，被监管机构对监管机构的俘获成本更高，俘获难度更大，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