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管理理念中四对关系把握.docVIP

大学管理理念中四对关系把握从分化走向综合，从单一走向多元，这是当今世界教育发展的趋势。在这样的背景下，上个世纪的老问题却一直没有解决，“大学应服务社会，抑批评社会？大学应仰赖于人，抑能独立自主？大学是一面镜子还是一座灯塔？应谋解决国家当前的实际需要，抑其主要职责在传递及推广高等文化？”[1]诸如此类的种种争论一直没能停止，但人们对于大学理念的重要性的认同却是一致的。大学管理有大学问，大学管理理念实际上就是围绕赫钦斯提出的几个问题而展开并落实的，它从根本上决定了大学管理的形式、方法、特色以至于成败。要形成适合于当今教育发展形势、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管理理念，对四对关系的把握至关重要。 一、性恶与性善 这是个哲学问题，但它与学校管理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为这是最高层次的问题，是统率学校一切管理政策与措施的根本性问题，有什么样的人性论，就会产生什么样的管理观。 如果认为人的本性就是恶的，人就是一种好逸恶劳、贪图享受、自私自利、损公肥私的高级动物，那么，学校的管理就应该以严、防、堵、塞为主，要用种种严密细致的条文，从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对教师和学生进行约束，把罪恶扼杀于摇篮之中。 相反，如果认为人除了有与动物一样的本能欲望，还有超越于动物之上的理智道德价值观，有超出功利计算之外的精神追求，有渴望成功实现自我价值的冲动，甚至有牺牲奉献的伟大品格，那么，学校的管理就应该以宽、疏、通、畅为主，要充分考虑到教师和学生的是作为主体而思考和活动的，通过管理，激励他们主动地、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和学习。 两种人性论假设和管理理念，如同治水，前者像鲧，用的是堵；后者像禹，用的是疏。孰优孰劣，泾渭分明。只有重视教学，懂得教学在学校中的重要性，才有可能重视教师和学生，懂得性善论在学校中的重要性；否则只会造成学术权力的进一步弱化，进而摧毁学校赖以存在的根基，导致学校的异化。中国近代许多大学的管理者都是以性善论为基础从事学校管理的，例如浙江大学老校长竺可桢把教授人选、图书仪器等设备和校舍建筑看作办学的三要素，其中称教授人选是第一位的、至为关键的。早在1936年4月25日，竺可桢到浙大上任之初就在演讲中提出：“教授是大学的灵魂，一个大学学风的优劣，全视教授人选为转移。假使大学里有许多教授，以研究学问为毕生事业，以培育后进为无上职责，自然会养成良好的学风，不断的培植出来博学敦行的学者。”同时，由于对学生的深爱和呵护，竺可桢赢得了“浙大保姆”的美称，他1948年1月5日的日记中说：“余始终认大多数学生乃系善良的也。”1948年4月1日他在浙大51周年纪念会上郑重地说：“办大学教育者必得有基本信仰，就是大多数学生，可以由经验和教训使入于理智所承认为正轨的途径的。”[2]正是由于这种对教授和学生的信任与热爱，竺可桢把浙大建成了“东方的剑桥”。 所以说，要相信教师，也要相信学生，相信他们是善良的，而且是理智的。即使是在战场上，都讲究“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更何况是校园？更何况对于真正的学者而言，学术研究本身就是最大的奖励，剥夺其教学与研究的乐趣，就是最大的惩罚。 今天我们的学校管理者，往往是从人性恶出发来考虑问题的。于是，为了便于操作和控制，就不得不求助于立竿见影的科层制管理。许多管理者考虑得比较多的不是如何创造宽松的教学和科研条件，鼓励教师发展兴趣，激发潜能，积极主动投身于教学科研中去；而是如何制定各种各样的规定章程，约束教师的言行举止，确保在“不出事”“不出格”的前提下，通过外在刺激强化教师和学生完成种种指标的达标，这种做法把教育与军事训练等同起来。我们知道，教师和学生是最重要的，其他任何工作都要围绕教学而展开，只能为之服务，不能与之冲突。因此，只有抓住了教学这个中心环节，性善论的种子才能扎根。 二、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 学校中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关系问题一直都是个敏感问题，但又因为它太重要，因而不得不谈。 2000年哈佛大学遴选新校长时，有人提名职务即将卸任的总统克林顿和副总统戈尔，但哈佛大学聘任委员会很快就把这两个人排除在外。哈佛大学解释说，像克林顿、戈尔这样的人可以领导一个大国，但不一定能领导好一个大学。领导大国和领导大学是两回事，领导大学必须有丰富的学术背景，而克林顿和戈尔不具备。[3]领导一个大国的总统不能领导一个大学，可见教育管理的复杂、重要与特殊。 任何社会组织的运转都离不开行政权力，高校内部管理亦然，行政权力是学校管理中的重要力量。高校内部人、财、物资源的合理配置，各学科、专业之间关系的协调，以及后勤保障、同社会的沟通与联系等，都需要高校拥有一套高效的行政管理系统。所以即使是西方教授治校的研究型大学中，也同样存在着两种结构：一是围绕资源管理和行政事务形成的、由非学术人员控制和管理的科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