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证会计探究在美国发展回顾.docVIP

实证会计探究在美国发展回顾三、实证会计研究的评论 (一)研究方法问题主要包括：一是试验缺乏证明力，二是在实证会计文献中获得的结果可能是由于未认识到的别的假设，而不仅是现存的假设。 该理论的试验缺少证明力，主要有以下原因：(1)模型设立问题。至今所有的研究都认为会计选择源于效率原因或管理机会主义。在概率类型回归中，会计方法选择依赖于该选择对管理者财富的影响。等式右边变量或解释变量通过补偿计划、债务协定、政治过程反映会计选择的财富效果。研究者一直认为公司的投资机会集合和契约是固定不变的，将补偿计划变量解释为管理机会主义，但债务与政治变量可以代表效率和机会主义。因此，该模型被错误规定了。第二个设立错误源于忽视了等式右边变量的相互影响作用。高收入产生政治成本，这样就减少了契约团体的构成份额，同时增加了管理者的红利补偿。管理者在较小部分中增加的份额或许比较大部分份额占有中小的部分要大，红利计划和政治过程效应相互作用。然而，在经验模型中，等式右边的变量被认为是附加的，作用效果可以被忽略。解决这两个技术问题要求研究者规定机会主义(包括管理荣誉动机)与效率效果各个时期的相互作用。(参考Christie 1987)(2)等式左边变量。规定会计选择变量的问题降低了试验的解释力。早期提到的一个问题是使用单个会计选择作为等式左边变量。ZmijenskiHagerman,PressWeintrop使用会计方法集合，但解释力仍相对较低，排列会计各种组合对收入的影响需要假设各种会计选择对收入的相对影响(折旧方法选择和存货计量选择的影响)，这些假设导致了等式左边变量的错误。Healy试图通过运用净应计制作为等式左边变量，但净应计制变量是由管理者控制的净应计制的干扰计量。某些影响应计制的会计决定在早期已经做出，在计量时由管理者决定。净应计制应该在没有控制下计量，因为这些变量被排除在等式左边变量之外，它需要一个应计制模型，但该模型现在还不存在(Moyer 1988；McNi-cholsWilson 1988；DeAngelo 1988b)。(3)等式右边变量。会计选择研究中的某些变量被错误计量。例如，契约的近似度(也就是在契约中规定的数据与实际数据的差额)。契约的存在可能是会计选择的重要决定因素，但债务和权益比率本身是对限制的近似度、限制的存在性不精确地计量，运用0至1变量来计量红利计划效果很简单。BallFoster(1982，184)指出，支出的其他组成部分，如薪金，在没有正式的补偿计划情况下，依赖于会计收入；在拥有正式的以会计核算为基础的计划时，外部董事可以因会计变化而调整奖金。然而代表红利计划的属性变数和会计方法选择的联系，意味着基于红利计划细节更多的严密计量的进一步研究将产生比0至1变量更有力的结果。对政治敏感性比公司规模(Wong 1988；Jones 1988；Sutton 1988)更直接地计量，提供了对政治成本假设更有力的试验。(4)遗漏的变量。在现在的文献中，有三种不同遗漏的变量：遗漏的以会计核算为基础的标准契约；遗漏的非正式契约；遗漏的代表被接受集的变量。首先，标准契约的契约成本变量，如红利计划偶尔会被遗漏，因为这样的变量信息收集成本比较高。遗漏与包含变量相关的等式右边的变量，引起已存在的等式右边的变量可以替代遗漏的变量，这产生了估计的等式右边变量有偏系数，阻碍了他们的解释。第二个遗漏的变量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至今的文献仅仅将注意力集中在债务和补偿契约，其他契约影响管理者的会计方法选择，但这些在大多数试验中被遗漏了。当试图解释会计选择时，公司控制问题经常作为解释变量被忽略。DeAngelo(1988a)发现净应计制在争夺代理权的斗争中更加激烈。Zimmerman(1979)和Ball(1989)认为会计数据是内部控制过程的一部分，因此影响管理者会计方法的选择。在大多数研究中，等式左边的变量是管理者会计方法的选择，在没有政府管制定义会计方法集合，这个选择是从“被接受方法集”中做出的(见上篇图1)。然而，大多数研究没有解释公司被接受集的不同。这样的控制需要一种关于被接受会计方法集如何改变的理论，但这种理论不存在。无法控制被接受集合的不同导致了在试验中另外一个相互联系的遗漏变量问题，如果样本公司从不同的行业抽取，而不是在同样的行业抽取样本公司，相互联系的遗漏变量(和模型设立)问题会更严重。 另外一种假设能够解释实证会计文章中的红利计划、债务与权益比率、公司规模结果。该问题产生的原因有：(1)如果会计系统是公司明确契约或不明确契约的有效集合的一部分，会计选择是内部产生的，契约、投资、生产决策是被共同决定的，使用的契约类型(包括会计方法)依赖于公司的投资机会集合。因此，公司的投资机会集是与公司财务、股利、补偿、会计政策相关。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