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军入台前后的法律制度-第1.docVIP

　　清军入台前后的法律制度|第1 　 清政府对海事刑事犯罪是以较《大清律例》加重处罚的，除了偷渡外，像走私也是要严惩的。台湾盛产硫磺，施琅也多次向康熙　　提及，而硫磺可以用以入药。也可用以军事目的，　作为炸药制作炮弹等。清朝对此予以严禁，并处以重刑，但收效甚微。 康乾时期，清朝刑律逐步完备。台湾也逐步纳入了清朝律令的统治之中。连横的《台湾通史》卷十二《刑法志》载：“台湾隶福建布政使之下，分设厅县，而寄其权于巡道。乾隆五十二年，诏加按察史衔，以理讼狱。凡人民之赴诉者，先告代书，书其事，呈之厅县，定日召讯，判其曲直。　绅命妇可使家人代之，谓之抱告。不服者，则控之府。不服，复控之道。然道控之案，每饬府再勘，唯重大者亲鞠之。道判不服，控之省。复不服，则控之京，谓之叩阍。天子不能亲听，命刑部与都察院大理寺讯之，所谓三司会审也。路远费重，迁徙岁月，非有奇冤巨案，未尝至于京控也。” 台湾虽处岛国，方圆有限，但流徒之罪，依律执行，不过由于台湾与内地间隔台湾海峡，故“由鹿　门口配搭商船，对渡厦门。”“若命犯直解赴按察司审办，而盗犯则至同安县交收。逐程接递到省，定地　咨发配。” 对于人民群众的反抗活动，清政府依然加以全力镇压，而且由于狭隘的民族情绪，对台湾地区的镇压活动也异常迅猛。归结起来，仍是维护封建皇帝统治和君主专利，也没有因台湾的回归而对台湾的人民起义予以宽容，而且随着清朝历史的发展，台湾人民起义有愈加增多的趋势，这应是与清政府的统治愈加腐化相对应的，而对人民起义污蔑为“叛乱”却一直未变。台吏高其棹疏报：“台湾水连沙等社凶番，自康熙六十年朱一贵作乱后，不纳赋饷，肆行劫掠。臣令台道吴昌祚等率兵，番壮分路裹粮进剿，擒首恶骨宗等，各　相继归诚。”可见人民的反抗乃因“赋饷而起”。又有闽抚赵国麟奏：“台湾北路大甲两番残害官兵，经总兵吕瑞麟、道员倪象恺已将胁从等社抚定，续有凤山县南路奸民聚众伤兵，经提督王郡追剿解散。其大甲西番土官率令全社就抚”。 民法方面。清军入台后，在朝廷中产生了弃台的争论，靖海将军施琅上《陈台湾弃留利害疏》，又上奏请减赋税：“然在郑氏当日，自为一国之用，因其人地，取其饷赋，未免重科。”于是奏定上田每甲征谷八石八斗，上园五石；中田七石四斗，中园四石；下田五石五斗，下园二石四斗。与荷兰统治时期和郑氏统治时期，均有所下调。然而由于“台湾全郡尽属沙壤，地气长开不降……台湾沙地。每岁夏秋大雨、山水奔泻，冲为涧壑，流沙　积、塾田多为荒壤”，许多大臣也指出台湾赋税重于内地，终于在雍正九年将赋税政策予以下调：“诏以台土田自七年开垦及自报升科者，改照同安则例，化一甲为十亩三分有奇，计亩征银，仍代以粟。每银三钱六分折粟一石，粟一石折米五斗。至乾隆时期又“以同安科则过轻，应将台地新垦之田园，按照台湾旧额输纳”。又因“朕念台民远隔海洋，应加薄赋，以昭优恤。除从前开垦田园，照依旧额，毋庸减则外，其雍正七年以后报垦之地，仍遵雍正九年奉旨之案办理，其已照同安下则征收者，变不必再议加减。至嗣后垦辟田园，令地方官确勘肥瘠，酌量实在科则，照同安则例，分别上中下，定额征收，俾台民输纳宽舒，以昭加惠边方之至意。” 至于土地的所有制形式，从下表大概可以简单看出。 名称 形式 国有 官庄、屯田等 地方所有 地方出钱，农民出力，业户、垦户、佃户 农民所有 小结首、大结首 婚姻法方面： 清政府也做出了一些特别规定，比如“不准携眷赶台”，“汉番不能通婚”等不合理的法令，而且同禁海令一起都阻碍了台湾经济的发展，而且也不利于当地的稳定，同严禁移民偷渡的法令一样，也逐渐被废弛，因为毕竟是不得人心的。当然其时的婚姻立法就不如现今的法律了。同时康熙年间还驱逐无妻室和产业的居民。根据《康熙二十二年台湾编查流寓六部处分则例》规定：“台湾流寓之民，凡无妻室产业者，应逐回过水，交原籍管束。” 清朝入关后，就是否可以移民台湾是明令禁止的。但是，郑氏集团在移民台湾的问题上起了重要的作用。例如1661年郑成功率领十七镇近四万人进军台湾；其子郑经自1664年（即康熙三年至1681年共计三次移民一万余人，而且其中包括三千余降于郑氏集团的清军，当然，对于这些降兵，按大清律是斩立决的，加上又去了台湾，这刑罚要受的就重了，不过这些被迫移民台湾的清军却被予以优待，《台湾外纪》载：“清军弱兵将士二千余人载过台湾，分配屯田。”1654年和1661年清政府下令禁海令，并下了“迁海令”令江南、浙江、福建、广东居民生活受到很大影响，很多人困于生计。郑成功在获悉这个事情之后，“驰令各处收沿海之残民”。当然而在移民过程中，也夹杂着一些贩卖沿海地区妇女台的事情。 就移民方式而言，主要有明走和暗走两种，所谓明走，一是伪造官府照　，可见伪造护照，过关古已有之；二是买通有关官员和负责守关口的兵勇；至于暗走，则包括，夹杂入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