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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墨、法三家教育目及教育作用区别【摘要】春秋战国时期，官学颓废，私学兴起。儒家、墨家、法家的教育思想正是在这一时期得到大发展的。这些教学思想的传播，为当时的诸侯国培养了大批各有专长的学者、教育家和政治家。但是这三家在教育作用和教育目的上的认识却是各有不同。 【关键词】儒家仁学；贤才；道家；兼爱；兼士；法家；性恶；法治；智术能法之士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309（2012）03-0007-1.5 一、教育作用的区别 儒家提出教育是治国治民最重要的手段，同时认为人的先天素质并没有太大差别，后天教育会造成人发展上的重大区别。墨家提出教育促进了社会的发展，什么样的环境和教育会造就什么样的人。法家则认为教育不是教导和感化，而是严刑酷法的规训，法治教育的作用是改造人的不良品性，扬善去恶，治国安民。 儒家对教育作用的看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时的政治环境。“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儒家提出人口、财富和教育是立国的三大要素。正所谓春秋无义战，在诸侯争霸、民生疾苦的时期，诸侯国掠夺的只是人口和财富，然而却忽视了教育才是治国治民的重要手段。儒家认为要治理好国家，首先应发展生产，之后要举办教育事业，实施教化。 教育不仅对社会发展有重要作用，也影响着个人身心的发展。儒家提出的“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正是说人的先天素质并无多大差别，只是由于后天环境和教育的影响，才造成了人的性情和发展的重大区别。墨子曾“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对教育作用的观点是和儒家一脉相承的。墨家对教育作用的看法也是教育对于促进社会发展有重大作用，同时后天环境和教育对人有重大影响。墨子说“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什么样的环境和教育就能造就什么样的人。墨子还提出“官无常贵而民无常贱”，他从人性平等的角度来阐述教育对人有重要作用。这与墨子的出身和墨家的政治思想是密切相关的。墨子出身卑贱，他建立的墨家学派也是以“农与工肆之人”为主体的。 法家则不同于儒墨两家提出的教育对于人的教导和感化作用，认为教育就是严刑酷法的规训，法治教育的作用就是改造人的不良品性，扬善去恶，治国安民。这主要是缘于法家的政治主张。法家的思想核心在于反对人治和德治，主张利用“法”和“术”把权力集中于君主。 二、教育目的的区别 儒家是要培养实现“贤人为政”的社会理想的“贤才”，包括君子和士；墨家是要培养实现“兼相爱，交相利”这一社会理想的“兼士”或“贤士”；法家是要培养以国家法制与富强为指导思想的“智术能法耿介”之士。三者教育目的的不同与当时的社会政治思想史密切联系的。 儒家的教育目的在于培养“贤才”，以实现“贤人为政”的社会理想。儒家教育的兴起是在春秋时期。伴随着周平王迁都洛邑，周朝的势力一落千丈。春秋末期诸侯战乱不断，社会动荡不安，礼崩乐坏，君臣父子的伦理纲常荡然无存。“乱世则学校不修”，周王室的衰落直接导致了官学衰废，而“不学无害”的现象在贵族中更是层出不穷。此时社会迫切需要一批贤才来恢复周朝的礼乐制度，重新肯定宗法等级制度的秩序。于是孔子提出“正名”思想，顺应社会和历史发展的潮流建立了儒家学派。 儒家的仁学和孝悌的政治哲学思想，决定了他们在教育中要培养一批深谙孝悌忠恕和等级伦理关系的“贤才”来维护上下有序的社会关系。儒家要培养的“贤才”包括君子和士两类人。君子是对己能“修己”，对人能“安人”，以至于“安百姓”的较高一层的统治者。士则是当时统治者的辅佐人才，是贵族中的下层人物。“贤才”要学习“礼、乐、射、御、书、数”六艺，《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还要加强道德品行的修养，学习“爱人”“孝悌”“复礼”和“忠恕”。当这批贤才进入到社会的统治阶级时，“贤人为政”便得以推广，周礼便得以恢复，上下有序的社会关系可得以重建，从而稳定社会，安抚民心。 墨家的教育目的在于培养“兼士”或“贤士”，以实现“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社会理想。墨家教育的兴起是在战国时代，自从三家分晋、田氏代齐以后，战国七雄鼎立的局面正式形成。这一时期社火战乱纷争加剧，生灵涂炭，人民出于水深火热之中。墨子作为社会下层阶级的代表，反映的是底层人民的心声。于是墨子顺应历史潮流，提出了通过“兼爱”来“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 然而儒家的创始人孔子代表的是贵族阶级的利益，他提出的爱人是有阶级的爱，他要通过周礼的恢复来维护本阶级的利益，实现社会的安定。相反，作为社会底层阶级的墨子提出的兼爱是没有差别的爱，他认为造成政治上“交相恶”的原因正是等级的划分，由于利益而产生了战争，他提出的解决战乱的方法就是“兼以易别”。墨子进一步将“兼爱”具体化，用于国与国之间称之为“非攻”，用于吏治上称之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