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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高仁者寿 盛世享天年“德为福寿之本”，大凡长寿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特点，目口乐子奉献，永思进取。他们胸怀宽广，助人为乐，对人生、事业、理想充满信心，奋斗终生。百岁老人汪培娲就是这样的人。 汪培娲是天津市政府文史研究馆第一位女馆员。她14岁跟随周恩来、邓颖超参加“五运动，后考入燕京大学，又升入协和医学院攻读妇科，获博士学位。在协和医院与中国脑神经外科奠基人赵以成教授喜结良缘。解放后，根据周总理指示，汪培娲辞去公职，一心辅佐丈夫为发展脑神经外科而无私奉献着，成为一名“三无”(无公职、无工资、无实权)人员。晚年，她潜心于书法绘画、练剑习武、赋诗奏乐。她曾连续六届被选为市政协委员。 春节前夕，记者在常德道一所古朴的小楼里对汪培娲老人进行了采访。 进入汪培娲老人的房间，只见墙上挂着老人亲手书写的“芝兰之室”和她画的几幅仕女画，写字台上摆着文房四宝。老人端坐在靠椅上，一头银发梳理得整整齐齐，慈祥的脸上透露出儒雅的气质。 立志学医 “起死济贫” 汪培娲老人生于1904年，今年虚岁正好100岁。她少年时就读于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河北女师)，与邓颖超同校。她俩虽不同班，却交往甚密，情同姐妹(她比邓颖超小10个月)。1919年“五”运动爆发后，汪培娲跟随邓颖超，参加了反对巴黎和会对中国不平等条约的游行示威和演讲宣传活动。作为学生代表之一的汪培娲始终走在斗争的前列，经受了血与火的洗礼。 1922年，汪培娲在女师毕业后，学校想让她留校，或任教深造体育，但被她拒绝了。她看到国家的贫困，看到医生之少、穷人求医之难，便立志“起死济贫”。为此，她特地在中西女中学了两年英语。取得学士学位后，又考入协不口医学院深造。1932年毕业取得博士学位，因德才兼备被留校做妇产科医生。从死亡线上抢救的妇婴不计其数。长期紧张的工作，吃睡不定时，使她患上了十二指肠溃疡且转为慢性。1934年，汪培娲于我国脑神经外科的奠基人赵以成结为夫妻。1942年，协和医院被日寇接管后，一些名医纷纷离院自谋出路。汪培娲和丈夫也离开医院，他们借钱在北平开了一家诊所。1943年来到天津，依然本着“起死济贫”的宗旨，克勤克俭地为病人服务，对多数病人少收费或免收费，并做到病人有求必应，无论白天黑夜、刮风下雨，救人第一，随叫随到。 甘任“三无”为夫业 1951年，赵以成参加抗美援朝医疗队，冒着敌人的炮火抢救志愿军伤员。李克农将军因过度劳累晕倒造成重度脑外伤，生命垂危。周总理亲自点名赵以成为李救治，并说：“一切听赵大夫的”。赵以成亲自动手抢救，李克农将军终得痊愈。自此以后，在周总理的指示下，赵以成多次为国家领导人及英模治病，赵以成为人正直、爱国、医术高超、严谨，再加上汪培娲早年跟随邓颖超参加“五”运动，而博得毛主席和周总理的信任。 自新中国成立后，汪培娲和赵以成的爱国热情和学识得以发挥。为了在中国开展脑系外科，1952年赵以成率先放弃私人行医参加公职，全身心地投入脑科工作。在政府的支持下，他先后在天津总医院和北京宣武医院建立了脑神经外科研究所，并成立进修班，至文革前，为全国培养了神经外科专业人才近200人。天津被称为全国神经外科发源地，赵以成被国内外誉为中国神经外科奠基人。 赵以成为开创我国神经外科多方奔波，自1955年起便在京津两地兼职，繁忙不得休息，患了多种疾病。1962年，因劳累过度突发心肌梗塞。周总理知道后，就指示汪培娲放下妇产科工作，做赵以成的私人秘书和专医专护。汪培娲虽然舍不得丢下自己热爱的工作，但还是识大体顾大局答应下来，由台前转入幕后，由红花变为绿叶，并要求自己无条件做好这项工作。从此她干起了这无职、无钱、无权的“三无”工作。赵以成走到哪里她陪到哪里，无论北上哈尔滨去会诊，还是南下广州为战斗英雄麦贤德治疗脑外伤，她寸步不离。旅费食宿费全部自理，不花国家一分钱。平时除需用公笺外，一切笔墨纸张、邮票等花销均由她自付。汪培娲除在生活和医护方面对赵以成无微不至的关怀外，还负责抄写和整理中外文稿、信件，经常是赵以成上半夜工作，汪培娲下半夜抄写。，为了医学事业，他们不分昼夜地工作，既劳累又高兴。 敬业治家同悬壶 尽管起死济贫的道路很艰辛，但是汪培娲不仅自己执著地追求，还让8个姐妹中的4个姐妹当上了当时被人看不起的护士，并把自己的两个儿子培养成了著名医生(均享受国务院津贴)。她的家教很严，对孩子的教育是多方位的，除对孩子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外，还注意培养孩子的兴趣爱好，用高雅的艺术陶冶他们的情操。例如，给孩子买钢琴，经济不富裕也要为之。她还特别注重培养孩子们优良的道德品质，从细微处着手让孩子养成良好的习惯。吃饭时哪个孩子挑食，她就暂停这个孩子的饮食，让其饿上一顿。每餐后，碗内桌上不准遗饭粒，不许剩饭菜。平时衣着要朴素，补过的衣袜照样穿，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