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现代社会治理探望监督人工作机制摘要.docVIP

参与现代社会治理 “探望监督人”工作机制 探望监督人，是法院在审理探望权纠纷中引入社会力量参与审理的工作机制创新。探望监督人由双方当事人协商，法院予以确认，具体包括当事人的亲友或未成年人就读的幼儿园和学校、居（村）民委员会、妇联、青少年权益保护组织等单位的工作人员。上述人员在法院的指导下，协助监督探望权的正当行使，切实做到案结事了。普陀法院在全国首创在探望权纠纷案件中引入探望监督人，形成常态工作机制，延伸司法职能作用，是人民法院参与社会治理现代化，借助社会力量，化解矛盾纠纷，维护和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有益尝试。 一、背景缘由 （一）面临困境 探望权纠纷在普陀法院审理的涉少民事案件中占比近20%，且多为双方矛盾恶化，易产生社会矛盾的案件。法律明确规定不直接抚养子女一方有探望子女的权利，另一方有协助的义务，探望权人对法律权利的保护产生很强的正面预期。但在实际履行中，在直接抚养子女一方拒不配合或者怠于协助的情况下，探望不仅难以顺利履行，还可能引发父母双方新的矛盾冲突，给子女造成更深的伤害。即使探望权人申请强制执行，对拒不履行协助探望一方进行司法拘留也不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健康成长，探望权人很可能仍无法见到子女，并因此产生负面情绪。 （二）规范解决途径 对法律权利的正面预期与履行效果的负面现实之间的矛盾，使当事人对法院产生质疑，进而影响司法公信力。长此以往，该类案件出现“调查难”、“调解难”和“执行难”的困局。为此，2013年年初，上海市高院审委会通过《上海法院审理未成年人探望权纠纷案件的意见（试行）》，该意见第十二条明确规定：“案件审理中，双方当事人可共同协商确认探望监督人，由其协助监督探望权的正当行使。”由此在司法实践层面确立了探望监督人工作机制。 二、基本做法 经过长期探索完善，普陀法院在一系列探望权纠纷案件中运用探望监督人机制，并形成“四步走”的工作模式。 第一步：实地探访，了解案情。承办法官不局限于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材料，而是主动上门了解未成年人的生活环境和家庭状况，合理确定探望监督方案。 第二步：因案制宜，确定人选。在选择探望监督人时，注意当事人选定与法院确定相结合；亲朋探望监督人与社会探望监督人相结合；探望监督人与社会观护员相结合，做到多方借力促成矛盾化解。 第三步：悉心调解，促成协议。在确定探望监督人人选后，承办法官与探望监督人先行进行沟通，确保监督人能定期到场监督探望。在随后的调解过程中，法官为原被告双方建构良好沟通机制，并告知其探望监督人的作用，消除双方心理顾虑，促进案件调撤。 第四步：持续跟进，确保履行。为确保案件自动履行率，法官结案后会定期与探望监督人及当事人联系，持续掌握探望情况，遇有突发矛盾及时回访解决，真正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例如，在一起矛盾激化的探望权纠纷中，该院启用了探望监督人工作机制，取得较好效果。案情：原被告婚后双方育有一女，但该女患有运动发育迟缓一级伤残，最终导致双方离异。离异后，孩子随父亲和爷爷奶奶生活，父母双方就孩子的探望事宜矛盾不断，双方家庭矛盾升级，引发了一系列诉讼纠纷。法官为此和社会观员亲自上门探访，当事人起初抵触情绪明显，但是在法官和社会观护员耐心劝导下，彼此进行了一次面对面交流。这次实地调查让法官了解到涉案儿童的真实生活状况，并在当事人同意的前提下选择了在家庭中具有威信的被告阿姨作为探望监督人，同时由社会观护员协助探望监督，顺利促成案件调解，事后当事人送来锦旗表示感谢。 三、主要成效 （一）案件审理中解决“三个难题” 探望监督人机制探索实施后，该类案件的自动履行率达到100%，有针对性地解决了上文所言探望权纠纷的“三难”问题。针对“调查难”，引入探望监督人后，法院可以选择孩子居住地的青保干部、社工或者在家庭中具有威望的家庭成员担任探望监督人，充分发挥他们植根社区、或亲情、友情纽带的优势，协助法院开展调查。针对“调解难”，引入探望监督人后，双方一致选定的探望监督人能够协助法院更好地发现父母之间的矛盾根源，寻求一揽子化解矛盾争议的方案，在法院裁判后持续跟进探望权的履行过程，第一时间消除矛盾隐患，打消当事人对探望权履行的顾虑，使双方能协同一致形成调解及探望方案。针对“执行难”，引入探望监督人后，由社工、青保干部或当事人亲友等介入，持续加强探望权案件的跟踪监督，采用上门、电询、约谈等方式，提示探望权协助义务人履行法定义务，督促探望权人依法、合理履行探望权，逐步消除双方当事人的顾虑，最终实现案结事了。 （二）社会效果上实现“三个提升” 一是提升矛盾化解效力。探望权若履行不当经常会导致不直接抚养子女一方到子女居住地“抢人”的尴尬局面，对家庭和社区均产生不良影响，也是社会的不安定因素。探望监督人在协助履行的同时也能第一时间发现矛盾，从源头消除可能的矛盾隐患，切实提升化解矛盾效力。